全世界都在竭力摆脱低增长的泥潭。全球金融危机后4年的萧条中,增加的只有国家负债和失业者。各国新领导人的新年第一声都是摆脱萧条。连任成功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新经济爱国政策”的核心目的是经济振兴。虽然富人增税与亲民政策看似与景气活化无关,但通过下调法人税、加强对制造业企业的支持、支持中小企业雇佣等,梦想强大美国的复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则更进一步。他表示即便印钞也要压低日元价值,即便放开国家财政也要积极扶助电子、机械等制造业企业。这是通过制造业复活找回失去的20年的战略。中国习近平政府也不例外。面对出口市场持续低迷,其战略是通过激活内需景气来应对。通过促进消费和扩大社会间接资本(SOC)投资,决心至少守住8%的增长。
与这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应对显得相当悠闲。政界对经济兴趣不大。经济连续3年低于潜在增长率,却忙于扩大福利预算。别人为招揽投资企业而争红了眼,国内却把大企业当作庶子看待。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这么多悠闲的时间。也就是说,能把大韩民国再提升一个台阶的时间余裕并不多。我们能够实现高速增长的时期,今后5年左右就是最后的机会。第一个理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正在急速推进。出生率已降至1.2,人口快速减少,到2017年左右生产适龄人口将达到顶点后下降。不仅如此,按此趋势,2018年65岁以上人口将超过总人口的14%,经济将丧失活力并进入低增长结构。我们应把日本作为反面教材。要注意的是,1994年生产适龄人口即已减少并进入老龄社会的日本,至今未能恢复增长动力。第二是我们能够享受相对后发展中国家技术差距优势的时间并不多。在世界市场上与我们竞争的中国,技术差距正在快速缩小。与拥有出色基础科学能力和众多科技人才的中国竞争,预计将越来越困难。第三是我国国民的勤奋以及看似不会疲倦的企业家精神也在急速削弱。虽然踏入发达国家门槛后投资机会减少,但创业减少、新增投资也未见增加,正反映了这一点。
日本在增长停滞的1995年,人均国民收入已达4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居世界第二。日本正是靠当时积累的巨额资产才勉力支撑至今。但若韩国就这样固化于低增长结构,我们很可能因不断膨胀的福利费用而陷入穷困。这样看来,新政府首先应做的事显得很明确。就是如当选人所说,创造“第二次汉江奇迹”。为此,首先亟需提高正在下滑的增长潜力。同时必须立即着手延缓和改善人口结构恶化与老龄化的努力。此外还应共同参与将侵蚀经济效率的企业生态改造为具有竞争力的生态。僵化的劳资关系、承包与分包企业间的共生关系、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间的合作等,决定着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最后,只有同时实现与物质增长相称的社会资本积累,第二次奇迹才有可能。分配可以有明天,增长却无法期待明天。今后5年将左右大韩民国的未来、我们子女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