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间GDP增长3倍,但中产阶层比重减少达8个百分点 通过房地产市场与公共教育正常化解决“房奴”“教育贫困” 需增加覆盖盲区的福利支出,并出台针对个体经营者的定制对策
候任总统朴槿惠在大选前的电视辩论中表示,“下届总统的紧迫课题是改善民生、给国民带来对未来的希望”,“将把恢复中产阶层的政策作为国政运营的第一课题”。
正如她所言,中产阶层是我国经济的腰部和支柱。经济增长成果最直接、最广泛地传递到的阶层就是中产阶层。按Statistics Korea统计,中产阶层可涵盖中位收入50%至150%的群体,他们是内需两大支柱之一——消费的核心阶层。也就是说,在经济周期中形成“消费→生产→增长→就业”这一大流向的主体正是中产阶层。
然而在我国经济中,中产阶层正极度贫困化。直到1997年外汇危机前,阶层间收入差距并不大,但在新自由主义的夹缝中两极分化加剧,中间阶层随之消失。现代经济研究院追踪1990年以后20年间韩国中产阶层结构性变化的结果显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逾3倍,但中产阶层(以中位收入50~150%收入阶层为准)比重减少了8个百分点。中产阶层中赤字家庭比重从1990年的15.8%扩大到2010年的23.3%。
这种中产阶层的“崩塌”虽是整体经济的综合结果,但从某种角度看也很简单。那就是弥漫于整个韩国的所谓“贫困(poor)症候群”。贫困症候群并非由单一因素造成,而是家庭负债与教育、福利等构筑社会生活的“三大支柱”同时动摇所引发。
◇负债、教育、福利三大支柱……须制定“综合修复项目”=反过来看,便能发现恢复中产阶层的解法何在。虽然并非5年短期内可以解决,但若将这三大支柱合并启动“综合项目”,至少可以恢复过去20年间失去的中产阶层的一半。现代经济研究院研究委员朴德培表示,“学界的通说认为,中产阶层能促进社会整合、降低冲突成本,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现在正是需要考虑这些积极影响、制定综合性中产阶层培育政策的时候”。
最紧迫的是解决“房奴”问题。专家们表示,必须从解决房奴问题的思路本身开始改变。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权赫世强调,“解决家庭债务问题基本上要靠扩大分母,也就是通过增长实现”。意即若房价一定程度回升,就能摆脱债务枷锁,从而摘掉房奴的重担。
归根结底,这意味着必须伴随能为房奴打开退路的积极房地产市场正常化对策;专家们一致认为,为此不仅需要单纯的微观对策,更要让执政者“实现房地产市场正常化”的强烈意志展现在国民面前,才能促进交易与市场的活跃。
当然微观对策也有必要。看来应废除李明博政府未能完成的多房持有者转让所得税重课制度,让富人确信即便购买多套住房也不会遭到税收轰炸。对于不必立即抛售的房奴,短期内应通过降低利率减轻利息负担,但限于将既有住房抵押贷款转换为长期分期偿还方式的情形,从而引导他们持续削减债务本金。
但即便如此,也须尽量谨慎对待用财政解决的思路。
◇教育贫困……须制定公共教育正常化的根本方案=教育界一致认为,由高额课外教育费引发的教育贫困问题,唯有通过公共教育正常化才能解决。同时,向家长和子女提供深入且多样的职业生涯咨询服务,抑制不必要的升学需求,也被视为既减轻教育费负担又缓解产业界人力短缺的解法。朴研究委员建议,“应通过一贯的招生政策和公共教育正常化,营造即使不勉强为子女投入教育也能上大学、能就业的社会结构”。
◇需要“挠到痒处的福利”+个体经营综合对策=延世大学经济系教授金正植强调,“恢复中产阶层是极为艰难的课题”,“有必要增加对处于福利盲区人群的福利支出”。
一位要求匿名的前任部长表示,“福利政策不能摊得太大”。他建议,由于我国福利水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应区分中短期与长期项目,但当前要“尽快推出从痒处开始挠起的微观福利对策”。
除这三大支柱之外,恢复中产阶层最基本的仍是充分创造“好岗位”。从Statistics Korea的“就业动向”来看,去年我国经济中唯一在指标上表现良好的就是就业。但其中大部分由个体经营创造,而近来连个体经营都明显减少。这显示出,通过个体经营形成的岗位极易动摇,而使人跌入贫困阶层的最大因素正是个体经营。政府一位高层人士建议,“卢武铉政权初期,前经济副总理李宪宰为提振景气而制定综合内需活化方案时,曾出台个体经营结构调整及活化对策,现政府有必要再次审视这一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