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做不到像朴正熙时期那样……”世界级重量级学者的建议 “若改善教育质量与服务业,韩国实现5%增长也有可能”[全球View 畅谈2013年世界] ■ 哈佛大学荣誉教授德怀特·珀金斯 剑桥=特派记者 李鹤仁 leek@sed.co.kr
服务业比重虽上升但竞争力落后 新政府应着力打造公平竞争基础 中国将追求渐进变化而非急速改革 增长率中长期预计放缓至7%区间 日本在长期萧条中未能完成经济改革 尽管右翼政权上台前景依然不明
“今后韩国经济的增长取决于服务部门。经济越成熟,服务业比重越大,而韩国在这方面的竞争力远远落后于制造业。必须培育能够创造优质岗位的服务业务。”
哈佛大学荣誉教授德怀特·珀金斯是美国屈指可数的亚洲经济专家。他指出,就韩国新政府应推行的经济政策而言,应着力打造企业能够透明、公平竞争的基础。记者上月初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哈佛大学研究室与珀金斯教授见面后,又于26日通过电子邮件采访,听取了他对包括韩国经济在内的东亚经济的看法。
珀金斯教授诊断称:“韩国要实现7%的增长很难,但也不应满足于3%的增长”,“如果服务业和教育质量得到改善,完全可以实现5%的增长”。
对于中国习近平政府的上台,他预测其将追求渐进变化而非激进改革路线,并建议即便实施经济刺激政策,也宜增加对能够提高经济体系效率、带来质量型增长的环境、研究开发(R&D)等领域的投资。
——在朴槿惠政府的经济政策中,大企业的经济力量集中和治理结构问题正成为议题。
▦这不是我的专业领域,了解不多。随着韩国民主化进程推进,政府的决策权限大幅缩小。不可能再像过去朴正熙政权时期那样由技术官僚决定并执行。而且韩国财阀已不再依赖政府。政府应着力构建并运行法律与制度基础,使企业能够透明、公平地竞争。被视为韩国企业特征的家族经营传承,在意大利、中国等其他国家也存在这种模式。但少数所有者家族的排他性经营支配,有可能损害股东利益。而且随着代际更替,持续产生优秀经营者并不容易。我认为股东的作用应当增大。
——韩国可实现的经济增长在什么水平?
▦李明博政府提出的7%增长率没有认识到经济增长的本质,而满足于3%的增长则是低估了韩国经济的基本面。与台湾及其他国家一样,韩国也在国民收入1.3万美元一线进入了低增长阶段。但如果经济政策制定得好,并提升竞争力落后的部分,5%的增长是可以实现的。4%的增长也是不错的水平。
——考虑到全球经济形势,5%其实看起来偏高。要实现这一目标该怎么做?
▦我最想指出的第一点是服务部门的质量改善。韩国的制造业已成长到可与日本比肩的程度,而且非常高效。但经济越成熟比重越大的服务部门却缺乏国际竞争力。必须改变对服务部门的看法。韩国对小规模服务的管制过多,且相当多服务业从业者是从制造业被挤出的,难以期待竞争力。相反,能够创造优质岗位的商务服务的培育进展缓慢。
——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善?
▦谈增长时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是教育。韩国能在制造业取得成功,原动力不也是人力资源吗?目前韩国的大学教育在质量水平上偏低。虽有几所全球水准的大学,但其余大学的质量太低(在这一部分他使用了poor一词)。在高中毕业生80%~90%升入大学的现实下,低质量的教育无法保障毕业生的生活。众多家长把子女送到美国留学的现实,反映了韩国教育的质量。
——有人担忧,随着韩国人口老龄化迅速推进,韩国会越来越像失去活力的日本。
▦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人口老龄化使福利需求大幅增加,而劳动人口减少,这是严重问题。有必要扩充社会安全网和退休者养老的福利体系。为弥补劳动人口不足,也需要转变移民政策。如果南北关系改善,利用朝鲜廉价劳动力将会有很大帮助。
——请谈谈中国经济。对增长放缓的忧虑与中国政府刺激政策将维持稳定增长的预期相互交织。
▦此前中国依靠出口实现经济增长。要每年增长10%以上,出口总额必须每三年增加相当于日本年度规模的水平。现实上不可能。相反,内需消费仅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左右,不仅远低于美国的70%,也大大低于一般国家60%的水平。短期内政府刺激可以拉升增长率,但中长期不是会降到7%一线吗?7%左右也是相当不错的数字。
——市场对中国政府出台刺激政策期待很高。但社会间接资本(SOC)投资在金融危机后已急剧增加,还有其他手段吗?
▦最容易的办法是增加军费等政府支出。中国已将GDP的2%~4%投入军力强化。虽然难以像金融危机后那样急剧投资,但仍有增加一定水平政府支出的办法。例如,为流入城市的人口建设住房等可以成为替代方案。中产阶层以上偏好的住房存在泡沫,但能够容纳城市贫困人口的住房仍然不足。这也有助于缓解社会紧张。此外,增加环境投资或研究开发等支出也是可取的。
——习近平政府能够推行改革性政策吗?
▦从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看,我认为习近平政府不会进行急剧改革。中国的集体领导体制色彩依然浓厚。行政部门、党等各权力集团对政策具有相当影响力。在经济改革方面,中国政府的课题将是打造更透明的市场,并建立解决商业问题的法律架构。同时也需要提高比过去素质更优秀的官员实质参与决策的程度。
——日本最近也有右翼政权上台。政权更替中经济因素影响很大。
▦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长期萧条后未能完成经济体系改革。因此萧条被长期拖延,这至今仍是经济不振的一个原因。与韩国相比,韩国在90年代末经历外汇危机时大举清理了不良企业和银行。但日本几乎没有这样的工作。因政治体制不稳,无法进行结构性改革。有时一年更换两三次首相,怎么可能有持续的经济政策?今后的问题还要观望,但目前难以做出乐观预测。
——最后请展望世界经济。
▦从一般角度说,我认为会走与去年类似的路径。只要中国增长放缓、欧洲债务危机、美国财政悬崖等利空不同时发生,就不会出现衰退。就欧洲而言,在欧元体制下要摆脱衰退并提高竞争力,价格下降不可避免,而这是非常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工资的下行刚性非常强。
■ 珀金斯教授 曾在韩国开发研究院工作 与韩国渊源深厚的亚洲经济专家 哈佛大学荣誉教授德怀特·珀金斯是专攻中国经济、在美国屈指可数的亚洲经济专家。他曾历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副负责人、经济学系主任、哈佛国际开发研究所所长、哈佛亚洲中心主任等职。
珀金斯教授与韩国的渊源也非常深。1972年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创立时,他曾作为研究员工作,并与KDI研究员共同推进过多个项目。去年在KDI创立40周年纪念会议上,他以《韩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与结构变化》为题作了主题发表。他培养了前国务总理韩德洙、前青瓦台政策室长李廷雨、首尔大学教授金仁埈等众多韩国学者。最近,他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巴里·艾肯格林、高丽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申灌浩等共同出版了《从奇迹到成熟:韩国经济的增长》一书。
珀金斯教授曾作为顾问或咨询专家参与韩国、中国、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此外,他还以中国、韩国、越南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经济为基础,撰写了19部关于经济史与经济开发的著作。
▦1934年生于纽约 ▦1956年康奈尔大学毕业 ▦1961年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 ▦1963年起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现任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 ◇主要著作《中国的市场控制与计划经济》《中国,下一个亚洲经济巨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改革》《韩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与结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