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分析指出,若经济恶化至与全球金融危机相当的程度,储蓄银行等非银行多重债务人的逾期率将飙升至12.96%。有观点指出,不仅是银行,针对被比喻为“隐形不良窗口”的非银行领域债务人的债务调整方案也亟需出台。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研究委员金英一与Korea Credit Bureau(KCB)研究所责任研究员边东俊30日在《我国家庭负债主要现状及风险度评估》报告中作出上述表述。
他们分析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本息偿还比率(DSR)超过40%的过度负债比重扩大,家庭负债质量随之恶化。
低收入阶层、个体经营者以及属于信用下游第7等级的债务人比重增加,未能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低信用阶层涌向非银行领域。
以2011年7月为基准,假定收入下降5%、利率上升1%从而导致DSR上升的情形,对借款人的信用风险进行压力测试,结果显示若发生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相当的逾期,平均逾期发生频率将从目前的2.43%飙升至6.01%。逾期发生频率在仅有银行负债时从1.82%升至4.92%,仅有非银行负债时从3.46%升至7.80%,同时持有银行与非银行负债时从3.58%升至8.96%。
尤其是借款的非银行机构(储蓄银行、融资公司、信用卡等)达3家以上的债务人群体,逾期发生频率从5.88%飙升至12.96%。
金研究委员强调:“应加强金融机构的稳健性监管,并尽快制定低信用等级债务人的债务调整方案”,“特别是需要加强对持有非银行负债的多重债务人的监测,缩小金融监管的死角。”
他还主张,即便要削减家庭负债,也需要中长期的负债结构调整努力,而非临时应变式的应对。理由是急剧削减负债会引发资产价值下跌和消费萎缩,进而使实体经济也陷入萎缩。
金研究委员解释称:“在宏观上应管理好名义负债增速使其保持在名义收入增速之下,在微观上则应引导金融机构在向家庭部门贷款时确立考虑收入等偿还能力的贷款惯例,从而提升家庭部门的债务偿还能力。”他接着主张:“50岁以上债务人受婴儿潮一代退休期、个体经营者增加趋势等因素叠加影响,不良风险可能扩大,因此在金融稳定之外还应制定就业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