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30

[松砚专栏] 该来的终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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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15年前,我们经历了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国难的外汇危机。1998年新上任的金大中政权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获得520亿美元救助资金,并着手金融、企业、劳动、公共四大部门的结构调整。经过高强度结构调整,韩国在两年内摆脱了IMF救助。当时IMF称赞韩国是最成功克服国家破产危机的案例。

然而当时我对韩国未来的展望是悲观多于乐观。自作自受、无可救药、人生失难,这三点就是我当时预见的未来。

如今韩国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一同属于人口5000万、人均国民收入2万美元的20-50俱乐部。作为世界经济第十位的国家,也自评曾主导二十国集团(G20)。

然而,考虑到我们正经历的社会经济两极化所带来的严重阶层、地区、代际、意识形态矛盾与对立,有必要冷静反省:IMF式新自由主义发展路线和方式存在基本缺陷。

可称为我国经济三大主体的政府、企业、家庭负债已大幅增加。政府500万亿韩元、企业2000万亿韩元、家庭1100万亿韩元,合计3600万亿韩元,竟达到我国一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倍。

国家破产、企业倒闭、家庭破碎相互关联,随着失业痛苦、纽带破坏、家庭解体、犯罪增加,不安、不信、不通正在扩散。

最大的问题是,在极端社会两极化之中,姑且不论中产阶层的解体,我国每6人中就有1人是年收入不足1000万韩元的贫困层。特别是我国国民的64.6%负有债务,其中每4户中有1户是负债多于收入的多重债务者,面临着一辈子劳作也还不清债务的黑暗现实。

如果说金泳三政权为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而在缺乏充分安全装置的情况下急速开放资本市场,导致外汇危机爆发,那么金大中政权为克服外汇危机而遵循IMF的处方,把金融、产业、证券、商品市场全部打开,造成了糟糕的结果。今天的韩国成了完全赤身裸体的国家。代表韩国的企业股票半数以上由外国投资者持有,大部分银行已不能说是韩国系。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正在去国家化。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失去的更多。

我们正经历所谓无就业增长,即少数被选择与多数被排斥同时发生的相克式发展。两极化通过扩大再生产既有矛盾与对立,可能破坏国民共识的基础。这种相克式发展有着连民主主义深化所需的社会经济基础都一并摧毁的危险。贫穷的99%对富裕的1%喊出的“占领(Occupy)!”的华尔街示威,并非他人之事。

特别是进入李明博政权后,推行以大企业出口为中心的高汇率政策,货币量急速增加,出现了过剩流动性,并带来平民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导致的经济萧条已能切身感受。平民的物价涨幅超过收入涨幅,实际收入反而减少的贫民化现象也已出现。

新上任的政府应确立与MB经济学根本不同的经济政策方向。比起把一切交给市场,必要时政府介入和监管的驾驶者角色更为必要。

如果说当今时代的话题是福利,那么应通过基于国民普遍纳税主义的增税筹措财源,并为创造就业进行投资,从而构建增长与福利两个轮子良性循环的体制。韩国应学习的不是监管少、税收也少的美国方式,而是相反的欧洲那样、多样利益相关者相互妥协的发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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