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经济危机长期化,认为韩国经济也将陷入低增长泥潭的悲观论正在扩散。不过,也有不少声音认为,应把此次危机反而当作改善韩国经济体质、拓宽增长基础的契机。
瑞典被视为具有代表性的对标模式。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院长玄旿锡强调:“不应把韩国陷入危机、今后增长率将持续下滑视为既定事实”,“应效仿瑞典这种经济危机之后潜在增长率反而提高的案例”。
过去20多年间,瑞典先后遭遇1990年代初的金融危机、2000年代初的信息技术(IT)泡沫破裂以及近期的全球金融危机,均被评价为成功克服。其主要背景包括:▦适时实施景气刺激政策(减税+扩大财政支出+降息)▦通过福利政策与企业经营革新提升生产率▦通过防止逃税扩充财政等。
其中适时的景气刺激政策成为近年得以摆脱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动力。据韩国企划财政部显示,当时瑞典的景气刺激规模高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3%。其中减税规模达GDP的1.7%。通过下调法人税率(28.05%→26.3%)与降低雇主社会保障金缴费负担率(1个百分点),鼓励企业投资与雇用。财政支出扩大则集中于支援陷入经营危机的本国汽车产业如沃尔沃、萨博,以及支援失业者、强化职业教育等。与此同时,瑞典自2008年10月起分阶段下调隔夜利率,使与财政、税制政策相配合的景气刺激效果最大化。因此,瑞典2009年为-5.3%的经济增长率,次年转正至5.3%。
瑞典如此适当组合的景气应对,在韩国看来只能令人羡慕。韩国本应引导企业投资,但执政党与在野党为筹措争夺大选选票的福利财源而着手增税。政府坚持均衡财政论,自任期后半起抑制财政支出,韩国银行则以慢了一拍的利率政策给景气刺激基调泼了冷水。
瑞典在同时采用扩大财政支出与减税政策的情况下仍能减轻财政健全性负担,是因为其早已革新了福利政策的低效率,并通过强力的逃税抑制机制将财政漏损降至最低。瑞典首先废除了向全体国民发放的基础年金制度。收入关联年金制度也摆脱“按受领者需要发放”的原则,转为按对年金财源的缴纳额发放的确定缴费型。此外,还严格医疗及社会福利服务的受惠条件等,大幅减轻了财政负担。
瑞典在如此提高福利效率的同时,致力于教育与产业人才培养,推行通过就业将福利需求降至最低的政策。玄院长建议:“我们也应把财政支出集中于产业人力开发与技术开发”,“归根结底,通过教育改革确保优质劳动力、提高生产率,才是振兴国家经济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