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改革之后沉寂了一段时间的韩国国民年金制度重新受到关注。原因在于平均寿命持续延长等使制度运营条件恶化。恰好每5年展望国民年金长期财政状况的财政计算委员会已于6月成立。在财政计算结果的基础上,明年国民年金制度发展委员会将审议各种制度改善方案。
1988年制度引入以后,经过1998年、2007年两次年金改革,国民年金的收入替代率(首次领取的月年金额相对最终报酬的比率)到2028年将降至40%(以缴费40年者为准)。以财政稳定为重心的国民年金制度改革措施,推进之快在世界历史上罕见,因此受到批评:是否忽视了引入制度的本来目的——保障老年收入。目前国民年金收入替代率为48%(缴费20年者为24%),但缴费期远短于此的大多数参保者实际替代率非常低。这也是因为全球最快的人口老龄化和低出生率等,使追加年金改革的必要性不断上升。
日本等因推迟应对致国家负债激增
对负责制度运营的政府部门而言,大半世代尚未领取过年金,却被批评政府只做削减年金或提高保险费的事,这令其颇有压力。但周边状况越不好,越要打起精神尽快修改国民年金制度。因为我国是全球人口老龄化推进最快的国家,生育率又处于世界最低水平。1960年仅为58岁的我国平均寿命已接近并超过80岁,老年人中死亡率最高的最频死亡年龄预计在数十年内将大幅超过90岁。要避免不少欧洲国家正在经历的不幸局面、建立未来世代能够负担的年金制度,就只能对制度动刀。
那么理想的国民年金改革方向是什么?考虑到已有两次给付削减措施,方向将是提高保险费。国民年金保险费9%对于维持现行制度而言过低。政府在2007年曾不断努力想把保险费提高到12.9%,但因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反对而未能实现。若保险费不上调,制度内在的潜在负债就会相应激增。反之,越早提高保险费,从长期看保险费负担水平越低。
围绕保险费上调问题,各代际可能有不同算盘。已成为老年人的阶层和距退休不远的世代,会希望尽可能推迟上调时点。因为他们将领取的年金额已经确定,上调时点越晚越有利。这种情况精明的政治人物不会错过。这正是大多数民主社会保险费上调一再延后的原因。
然而作为福利先进国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并未回避负担方面的责任。尽管包括年金在内实行高水平福利,这些国家的负债仍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相反,对人口老龄化应对迟缓的日本,其国家负债占GDP的比率已从1990年代初的30%出头升至现在的200%以上。
这正是在社会体系及人口结构等方面以约20年时滞追随日本的韩国社会必须清醒起来的原因。年金制度一旦以种种理由一拖再拖,必然伴随多数国民的痛苦。人口老龄化问题只有在具备治理能力时先手应对,效果才大,副作用也才能最小化。
应提高保险费、弱化收入再分配
与提高保险费一并需要考虑的事项也不少。首先,在以低收入层为中心运营税收方式的基础老龄年金制度这一前提下,需要把国民年金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弱化到低于现在的水平,以最大限度减少中产阶层以上收入群体的反对。同时应扩大保险费支援对象的低收入层范围,并尽快引入类似德国里斯特年金那样面向低收入层的准公共性质私人年金。
与现实脱节运行的保险费计算基准收入(标准月收入额)上限也应相当程度地现实化。因为在收入替代率偏低的情况下,要提高年金额,只能提高保险费和收入上限并延长缴费期。随着平均寿命延长,改革劳动市场使人们能更长时间留在劳动市场以延长年金缴费期,并通过部分工作、部分年金等多样退休路径促进渐进式退休,也是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