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培育与监管由同一机构承担,导致两头都做不好,只顾埋头监管
在完善制度的同时,也需转变员工观念;强化消费者保护是全球趋势
应将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改编为独立组织
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英国,依托共同体传统发展出成熟的自律监管。据商业银行相关人士介绍,英国金融监管当局把检查方向定位为咨询,力求对金融公司有所帮助。透明且重视原则的行政程序具有可预测性。
经历2007年北岩银行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于缺乏能够全面监控体系的机制,英国的监管体系转向大幅强化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权限的方向,但其起点与我们这种从一开始就严重缺乏市场亲和性的情况截然不同。
韩国的金融监管失去了市场培育与监管之间的平衡点。
金融政策与监管机构之间职能混乱、重叠,不但谈不上市场亲和型监管,反而加剧了市场混乱。金融公司饱受重复监管之苦,又因扶持政策缺位,在低利率时代找不到合适的盈利来源,对消费者保护和权益也毫无助益。专家表示,这与金融监管缺乏理念密切相关。金融专家强调:“下届政府一上台就会推动监管机构改编,但除了硬件层面的手术之外,还必须认真思考市场需要什么,同步推进软件层面的监管改革。”
◇需解决监管重叠问题=在韩国,韩国金融委员会同时负责金融产业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简单说,就是培育产业和实施监管由同一个机构来做。
如此一来,两件事要么都做不好,要么只集中于监管。从市场角度看,没有“胡萝卜”,只有“大棒”。储蓄银行就是典型。过去的扶持政策成了回旋镖反噬自身后,当局便一味埋头监管,作为平民金融机构的储蓄银行实际上已经枯死。
金融委员会与韩国金融监督院的职能也存在重叠。去年8月发生的韩国农协与新韩、友利银行全面中止家庭贷款事件,起因是金融委员会官员召集市场相关人士谈话后,银行反应过度。这本是过去由金融监督院负责的事,储蓄银行事件之后金融委员会直接接触市场才出现此种局面。银行的业务计划受阻,消费者也遭了殃。
金融委员会与金融监督院的矛盾也在持续。围绕家庭负债、“房奴”对策等问题,双方事事对立。
因此,许多人指出应朝着产业政策与监管政策分离的方向推进。情况虽有不同,但有人说三星集团之所以能成为全球企业,正是因为产业资源部(现知识经济部)放弃了监管权,这也是同一逻辑。现行金融监管体系虽在克服金融危机方面有所贡献,但若要让金融市场再上一个台阶,现体系难以胜任。多数国家的金融政策由财政部负责,监管则交由独立机构承担。
延世大学法学院教授金洪基表示:“金融政策与金融监管在本质上相互冲突”,“若同一机构兼管金融政策与监管,监管职能可能被用于政策目的,或者金融消费者业务被忽视。”
也有意见认为,比制度改进更重要的是监管机构员工观念的转变。任何政策都无法战胜市场,但仍不乏以“我们是对的”方式强行推进的情形。某商业银行高层人士表示:“制度再怎么改,人不变就没用。”
◇强化消费者保护是必然=要把金融监管体系改造为市场亲和型,消费者保护不可或缺。市场由生产者(金融公司)与消费者(客户)构成。所谓市场亲和,内含着推行对金融公司和消费者双方都合适的政策之意。
然而,迄今为止韩国监管当局的工作过度以金融公司为中心,重点放在金融公司的稳健性和盈利性上。为提高储蓄银行稳健性而允许发行次级债,结果损害全部转嫁给了消费者。就在金融危机期间,当局为保障金融公司收益,还容忍其扩大利差。尽管存有争议,但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对证券公司国民住宅债券等小额债券收益率串通、生命保险公司利率串通的处罚,也让人认为监管当局过度偏袒金融公司。
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是全球大势,也符合市场亲和型监管。韩国也于5月新设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处,但这只是开端,而且该保护处设在金融监督院之下。金融界高层人士解释:“有必要设立独立组织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院,强化消费者保护”,“法令制定与修订、检查、惩戒仍由金融监督院负责,保护院则可分担纠纷调解和惩戒要求权等。”
◇应有助于克服低利率、开拓海外=低利率、低收益结构已在勒紧金融公司的脖子。当局应支持金融公司破解这一困局。也就是说,面对老龄化时代,应放宽养老产品等新产品开发的管制,并积极支持海外扩张。
海外扩张是同时抓住低利率和业务多元化两只兔子的机会。据政府相关人士介绍,东南亚地区的电厂项目融资可实现年10~15%的收益。不过,要提高收益,包含股权投资的金融支持不可或缺,而许多人指出金融当局态度消极。虽说股权投资风险较高,但根本问题在于当局并不觉得有多大必要性。
应建立保障独立性的制度性安排
随外部风向挥刀起舞的监管当局
大选前金融圈最关心的是掌门人是否更换。因为谁当总统,将决定金融控股公司会长的命运。部分商业银行中甚至有人认为明年会长会更换,从而积极谋求下任行长之位。
这种动向之所以可能,原因在于金融监管当局。监管当局随外部风向、视事而挥刀起舞。本届政权尤为严重。正因如此,才有评价称监管当局的平衡判断早已失去信任。
金融圈认为,政权更替后韩国金融监督院会不会充当先锋队,着手把会长拉下马。本应在外部压力下保护金融公司、独立行使监管职能的当局,却在朝相反方向走。因为对新政权而言,没有比金融控股公司会长更好的位置。
某商业银行相关人士表示:“政权更替后,就像强行赶走不合心意的公营企业社长一样,主要金融控股公司会长也有可能被换掉”,“监管当局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可能扮演角色。”
出现这种解读是有原因的。前KB金融控股会长黄永基在任友利银行行长时,因衍生品投资亏损问题,在金融监督院集中检查之后,最终于2009年离职。对黄会长的惩戒过程就是“看权力眼色”的典型案例。
友利金融控股大股东存款保险公司曾于2008年4月对黄会长作出相当于警告的绩效奖金削减处理。2009年1月对前行长朴海春和前行长李钟辉发出注意性警告时,也以已惩戒一次为由未再追责。有人说,在黄被视为政权实权人物时态度消极,等到传出“与财政部系人马闹翻”的说法后,金融监督院才下决心出手。
较近的例子是今年2月韩亚金融收购外汇银行时也发生了类似情形。韩国金融委员会委员长金石东在韩亚方面经营层与外汇银行工会委员长决定停止总罢工的当天亲自出席,还一同合影,并保障外汇银行五年独立经营。在金胜猷会长与李明博总统是大学校友、外汇银行收购被质疑存在政治特惠之际,金融当局掌门人亲自出面。业界颇有议论:“外汇银行回归国内金融公司固然有意义,但在存在特惠争议的事项上,金融当局为何要亲自出面?”意即这是否是在看外界眼色。
金融监督院还在经历内部纷争。近来每逢人事调整,内部员工都强烈批评人事的不当性。金融监督院内外甚至流传“已按特定总统候选人的意向组建了组织”的说法。对金融监督院而言或许委屈,但重要的是外界已经这样看。
专家一致认为,今后监管当局必须不为政治风向所动,保持业务平衡。因为监管机构再怎么改编,若运营主体做不好也毫无用处。
金融界高层人士表示:“亟需从制度上保障金融监管当局独立性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