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炳元(60岁,见图)全国银行联合会会长在公务员时期是公认的“天才官僚”和“会走路的百科全书”。他出身经济官僚,但从绘画到文化,甚至花卉与葡萄酒,其知识储备之广没有边界。
在历任友利金融会长、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之后,他登上银行联合会会长这一略显陌生的职位已一年。朴会长近来比任何时候都在深入思考韩国的未来,思考的深度超过了数十年公务员生涯。
其中他最为执着的正是“就业”。他发言的90%都是岗位问题,称他为“就业传道士”都还不够。而最近他更成立了服务业总联合会,终于把决心付诸实践。
15日在首尔明洞银行会馆办公室会面时,朴会长也不厌其烦地强调就业的重要性。他提高声调表示:“谈经济时人们常说出口、增长率等,但所有经济问题的根本和根源是就业”,“新总统应每月召开一次就业对策紧急会议,并在推行所有政策之前实施就业影响评估制度。”同时他高唱“服务业赞歌”称:“制造业岗位呈趋势性减少,因此必须发展服务业。”
面对敏感问题他也会稍作停顿,采访大幅超出预定的1小时,持续了约90分钟。谈到金融业政治化,他讲述了担任友利金融会长时期的往事,以经验之谈代替回答:“人事是否恰当,市场会告诉你。”对于要求银行作为社会企业承担压力,他表达了忧虑:“只有盈利能力强才可能做社会贡献,不能把泉水的源头抽干。”
政策执行前应实施就业影响评估制
牢牢占据朴会长思绪的关键词无疑是“就业”和“服务”。
他自己也强调,自2001年以来始终只谈这两件事。
他补充说,在服务业发展宣言开篇写入“1700万服务业从业者在追问”这句话,也是一种象征,意在表明内需不振、两极分化等所有问题的源头都是就业。他表示:“有必要通过就业这一棱镜来审视经济政策和经济现象”,并以“课后学校”为例抛出“就业影响评估制”这一话题。
“学校开办课后学校,考虑到如今双职工家庭很多,出发点非常好。但因为这一制度,学校周边的艺体类补习班全都陷入困境。课后学校最终导致周边补习班就业人数大幅减少。从统计上看,2010至2011年教育产业就业骤减10万人以上。我认为如果当时做过就业政策影响评估,本可以把课后学校的副作用降到最低。预测政策效果后再实施政策,与不这样做,差别天壤之别。需要这种细致的政策执行。”
他还提出,把就业设为最优先议题的意志不足。
朴会长说:“评价企业时不能只从收益角度出发,也要从就业层面考量”,“政府无论是开就业振兴对策会议还是就业扩大政策会议,都应集中精力解决这个问题。”
发展服务业既增岗位也改善国际收支
朴会长担任9月成立的服务业总联合会会长。
他平时也一直表达只有服务业才能增加岗位的信念。
在农业和制造业岗位呈趋势性减少的情况下,要每年创造30万个岗位,除服务业别无答案。但他也倾诉了遗憾:至今看待服务业的视角仍只停留在监管对象上。
朴会长以高尔夫球场监管为例。他说:“仅在2000年代初,要开设一座高尔夫球场得盖200处公章”,“经过艰苦努力取消监管五年后,高尔夫球场的雇佣规模就达到6万人。”他认为,通过转变对服务业的观念、消除逆向歧视,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将会提高。
“制造业方面设立了经济自由区,征用农地、减免电费,给予各种优惠,而服务业没有这样的扶持政策。服务业只要改变思路,也能创造好岗位,还能改善国际收支。”
例如,朴会长一贯主张,如果办起世界最高水平的烹饪学院,全世界都会产生来此学习的需求。这还能带来改善国际收支的效果。
朴会长强调:“制造业创造顺差,服务业出现逆差,若能缩小服务业的逆差规模,效果与增加出口完全相同。”
CEO频繁更换是问题……人事是否恰当市场会提前知道
金融业正日益变质为“政治金融”。随着权力型亲信人事在金融界蔓延,已有说法称看总统候选人眼色、排队站位之风盛行。
朴会长也很清楚这种担忧。他讲述了自己过去尴尬的经历。
“我当上友利金融会长后到海外做投资者说明会(IR)。结果一位分析师问我‘为什么换了会长’。前任是黄永基前会长,当时衍生品问题还没有暴露。这等于在问‘你是官僚出身,我们怎么信得过你’,让我很为难。”
他强调:“最重要的是必须选任能让市场信服的首席执行官(CEO)”,“无论金融公司还是一般企业,CEO都应依据业绩来选定。”
朴会长尤其对银行CEO更换过于频繁抱有问题意识。
他认为,CEO更换本身就是风险,因此即便业绩只是中等水平,与其更换,不如让其连任,从经营连续性角度看可能更好。他还打比方说,摩托艇可以急转,而航空母舰转向则要花很长时间。
朴会长说:“如果CEO更换后股票市场没有出现好的反应,那就是人事有瑕疵的征兆。”
赚不到钱也就谈不上社会贡献
对银行业作为社会企业的要求日益增大。
近来接连推出的“房奴”及平民金融支援方案、社会公益活动等,从大处看可视为“分享与关怀”这一时代精神的产物。另一方面,考虑到一味热衷创造利润的银行在手续费、加算利率制定等方面曾对不合理之处视而不见,金融业也不无自找的成分。
但朴会长表示:“低利率之下盈利能力恶化正在成为现实”,“不应给银行过重的负担。”
“银行对社会的贡献,就是创造岗位、多缴税款、在国内企业走出海外时提供融资。在此之上可以再加上扩大平民金融和中小企业金融。归根结底,银行多赚钱才能多做好事。公益要求不能达到使银行无法留下利润的程度。社会贡献也必须始终把可持续性放在心上。”
他尤其表示,“房奴”问题也应交由银行自主处理。
朴会长说:“正如投资股票亏损不会有人来补偿,买了房子出了问题就要银行担责,这是错误的逻辑”,“更何况贷款一旦不良就直接影响业绩,银行会放任贷款违约吗?银行本身就有动力自行准备房奴对策,周围不该指手画脚地施加干扰。”
关于金融业可转让存单(CD)利率串通的争议,他表示“仍在调查中的事项,不便多言”,但同时指出“我认为串通的可能性非常低”。
朴会长解释:“要搞串通,必须有明确的市场领导者,而且这个领导者要承担一定负担来推动此事”,“但银行之间形成了极其激烈的竞争关系,结构上很难串通。”
对超级银行的信念……“具备IB等业务才能在世界舞台竞争”
李相勋记者 shlee@sed.co.kr
在金融界,超级银行论依然是烫手山芋。
一方面有拥护论认为,要与先进金融公司竞争就必须做大体量;另一方面怀疑的声音同样高涨,认为这与金融危机后限制银行大型化的趋势不符,只有体量而无效率,难以在世界舞台上具备竞争力。
被视为超级银行代表性信奉者的全国银行联合会会长朴炳元依然力陈超级银行的必要性。其背后的逻辑是:韩国国内银行按规模衡量已展现出世界最高水平的效率,要想进一步成长,做大体量只能是先决条件。
“银行并非一定要规模大。也有人贬低国内银行的水平,但以我在海外生活的经验,不管别人怎么说,国内银行按规模衡量的效率是世界第一。但有些事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做,最典型的就是投资银行(IB)。不成为超级银行,就很难再长大。”
他的这种信念,很大程度上源于担任友利金融会长时期的经历。
当时他为了从纽约、伦敦等地的一流投资银行挖来最优秀人才费尽心力。但结果惨淡,因为没有一个人表示愿意入职。
后来了解原因,他们说:“在小银行里我们没有可做的事。”当时朴会长受到很大冲击。
“有位银行家这样说:‘我在投资银行一年为公司带来数千万美元的贡献,年薪拿几百万美元,但这不是我个人的能力。’他说:‘我的能力只占极小部分,比这更重要的是能实时掌握全球所有业务的大型投资银行网络,以及一旦决断就能下注的雄厚资本实力。’他说韩国的银行没有这些,所以不能去。既不是没有爱国心,也不是给的钱少,我无话可说。”
朴会长表示,国内银行的零售金融已经饱和。
增长困难,所以必须走向海外。不过他强调,由于银行业是受监管行业,风险大到稍有不慎可能血本无归,但仍然要把目光投向海外。
◇简历
▦1952年生于釜山 ▦1971年京畿高中毕业 ▦1975年首尔大学法学院毕业 ▦1975年通过第17届行政考试 ▦2001~2003年财政经济部经济政策局长 ▦2003~2005年财政经济部次官辅 ▦2005~2007年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 ▦2007~2008年友利金融控股会长 ▦2008~2009年总统室经济首席秘书官 ▦2009~2011年首尔大学经营学院客座教授 ▦2010~2011年中国天津南开大学客座研究员 ▦2011年~ 全国银行联合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