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1-18

[时论] 培养环境金融·CERs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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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培养环境金融与CERs专家

绿色气候基金(GCF)是支援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新设国际环境金融机构。据称从2020年起每年将筹集1000亿美元资金,其成长为重要国际环境金融机构的可能性很高。争取到秘书处落户,可以说对大韩民国国运大有益处。

但考虑到GCF的结构与历史背景,未来令人担忧。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必须出钱支援的发达国家与作为受益方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仍存在尖锐的利害对立,韩国若草率介入这一问题,可能会在两大阵营之间成为“国际蝙蝠”。

GCF运营执行是尖端知识的战场

更糟的是,受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各方仅就基金筹集达成原则性共识,募资时间及国家间出资分担比例等仍不确定。由于前景不明,存在一个致命“陷阱”:秘书处所在国或许不得不率先垂范、主导筹措初期资金。

作为竞争对手的德国自不必说,那些早早放弃申办的发达国家政府对这些问题都十分清楚。德国在8月底举行的正式陈述会上,只展示了一张附有“德国政府将支援该机构”一行说明的默克尔总理照片便结束。这与仿佛押上国运、全力以赴的韩国政府形成对比。

经济支撑充分、也能提供专业人力的德国之所以犹豫,另一个原因是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DM)的崩溃。设在德国波恩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执行机构(UNEB)经营不成熟与制度缺陷,使CDM碳排放权制度的崩溃不可避免,对执行机构运营总部所在地德国的批评随之升高。在CDM崩塌的波恩再设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无论在逻辑上还是情感上都缺乏说服力。

承诺到2019年共支援600亿韩元的韩国政府,也必须对争取GCF秘书处带来的收支盈亏保持清醒。举办各类国际会议和活动,会带动住宿、旅游、交通等服务业增长,经济溢出效应自然会随之而来;但对完全没有环境金融(Environmental Finance)专业人才的韩国而言,也可能成为别人的宴席。

希望获得基金支援的发展中国家须向秘书处提交事业计划书,因此全球所有项目文件都将汇集到松岛。碳排放权等气候变化产品以复杂的衍生金融产品形式构建和交易,因此要评估事业计划书等,就需要具备尖端环境项目融资知识与经验的专业人才。正因如此,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把气候变化视为未来成长的细分市场。摩根大通在与德意志证券的艰苦争夺后,敌意收购了曾为全球最大碳排放权企业的英国EcoSecurities公司,也是出于这一原因。可以轻易预见,围绕气候变化基金的运营、分配与执行,将展开激烈的尖端知识战。

若拖拖拉拉,恐成华尔街等的宴席

问题在于我们为这场知识战所做的准备状况。韩国政府应倾尽全力培养可在GCF秘书处及相关产业工作的韩国专业人才。培养气候变化谈判、碳排放权(CERs)交易、环境金融专家以及环境律师十分紧迫。一个只有不向韩国政府缴纳一分税金的外国人来来往往的GCF,很快会远离国民关注,难以保证争取到秘书处不会变成“金玉其外”。亚洲开发银行(ADB)设在马尼拉,但菲律宾从该机构获得了多少实质利益?看看ADB专业职员的国籍与背景就能得出答案。

白光烈 SIG清洁能源投资顾问·印度尼西亚参议院气候变化政策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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