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索寓言中有“蚂蚁与蚱蜢”的故事。整个夏天,蚂蚁辛勤劳作,旁边的蚱蜢只顾唱歌;冬天来临,蚱蜢难耐寒冷与饥饿,便去找蚂蚁求助。这则寓言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蚱蜢被拒之门外,落得凄惨结局;另一个是靠好心蚂蚁的帮助平安度过了冬天。
无论哪个版本,这则寓言的寓意都是:不劳作只唱歌的蚱蜢向辛勤劳作的蚂蚁悔过求恕,也就是付出了惨痛代价。即便蚱蜢靠蚂蚁的帮助活了下来,人们从第二年起恐怕也听不到蚱蜢的歌声了。因为它为了不重演去年的屈辱,必定会拼命劳作。
“蚂蚁与蚱蜢”蕴含反艺术情绪
这则寓言包含着对艺术最古老、流传最广的反感。长期以来,艺术家被视为抛开社会一般习俗与义务的异端者、沉溺于不现实幻想的理想主义者。因为不劳作,他们的人生只能孤独而艰辛,父母也无法放任子女走上这条路。无数艺术家遭遇父母的强烈反对,不得不经过漫长艰险的迂回之路,更多的人则在现实之墙前放弃了艺术之梦。
然而,艺术家只消费不生产,这是事实吗?能说蚱蜢唱歌不是生产吗?如果艺术家必须为社会生产些什么,那么决定并评价生产什么的人又是谁?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关于艺术社会角色的根本性提问。
上世纪80年代,韩国美术经历了围绕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即艺术社会角色的激烈论争时期。美术界就美术在社会中应扮演何种角色,分裂为尖锐对立的两个阵营。美术家们要么归属于主张“美术应对现实发声,站在历史一边,为社会变革作贡献”的民众美术阵营,要么归属于主张“不应成为政治手段,应守住自律性并持续内在革新”的现代主义阵营,要么同时批判双方,要么主张两者和解,要么保持沉默。
当时这场论争主要被当作政治理念问题来处理,但笔者认为,其中美术家的心理因素也起了相当作用。民众美术阵营试图通过批判现实与政治发声,赋予自身艺术一个被社会认可的角色。在埋头于工业化与经济开发的韩国社会中,他们意识到投向自己的冷淡目光而走上美术之路,想做的不是“蚱蜢的歌”,而是推动现实与历史前进的“工作”。
艺术是对世界的提问,也是劳动
艺术应为社会做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但尽管争论无数,却没有标准答案。我们知道,历史上曾有过为这一问题确定唯一答案、从而使人再无法提问的事例。20世纪前半期德国的纳粹美术或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将服务于统治理念之外的美术打上颓废、反动、时代错误的烙印予以禁止,最终却在同义反复中自行消亡。过去一个世纪里,美术成为不断提问、提出异议与论争的场域。关于艺术社会角色的提问,是为探索其新可能性而敞开的提问。对世界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工作,也是一种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