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欧洲金融危机的希腊财政崩溃,其根源在于眼看经济不断下沉,却没有及时找出问题根源加以解决,反而持续推行短期的民粹主义政策。不去支持和培育企业,沉迷于分蛋糕式的福利,最终自招苦果。
这种现象在我国政界也正在出现。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连实体内容都不清晰的经济民主化口号声势高涨,但其是否符合宪法理念却值得怀疑。宪法明确规定,“尊重个人和企业在经济上的自由与创意(第119条第1项)”是经济秩序的基本,并且“除因国防及国民经济上的迫切需要而由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不得将私营企业国有化、公有化或对其经营进行统制、管理(第126条)”。也就是说,要保障自主经营,同时朝着平民与中小企业共生共赢的经济前进。束缚企业、拆解企业并非宪法上的经济秩序。
强制出售股份等侵害自由权与平等权
最近推动的若干法案已经过头。其严重程度甚至令人担忧会损害宪法上的经济价值。代表性例子就是《金融公司治理结构相关法律》。在政府方案之后,两份议员提案相继提交国会,而议员提案中包含了在拟定政府方案过程中因被认为属过度监管而删除的大股东适格性审查等内容。其内容是定期审查大股东资格,若不满足条件则强制出售股份。
此类监管明显侵害国民的财产权和金融公司的经营稳定性。在大股东责任经营已扎根的我国企业文化中,这只会给股东和金融消费者带来不安与混乱。进一步还会抑制外国对我国金融公司的投资,甚至迫使既有投资撤出。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只有抽象层面的规定,或者根本不存在这类内容。
即便是一般股东,或是在市场上经营能力获得认可的大股东,若因与经营无关的个人过错而受到刑事处罚就被强制出售股份,那么谁还会努力经营企业、积累资本?难道规定健全性监管与监督的我国现行法规只是装饰?现行法规中已经设有追究对金融公司不良等经营负有责任的大股东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的机制。屋上架屋的监管、侵害企业自由权与平等权的机制,究竟是否符合我国宪法上的经济秩序或基本权限制法理?又是否是顾及股东等市场参与者利益的自由民主主义制度?
除引入大股东适格性审查制度外,让外部董事实际经营金融公司、强制推行以外部董事为中心的董事会制度,也应重新考虑。外部董事另有本职工作,且只是不定期参加董事会,因此在专业性与责任性上存在局限。若由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左右经营全局,经营效率和判断迅速性下降是显而易见的。
应重新考虑强制推行以外部董事为中心的董事会
应对急剧变化的金融环境所需的迅速、准确的经营判断,必须由具备专业性的经营层来行使。从我国公司实务来看,由外部董事同时行使经营权与制衡权并不可取。
当然,金融界的贪婪是金融危机的主犯。而且正如最近储蓄银行事件所显示的,部分大股东的专横也是一大癌瘤。但那些违法与腐败的实质,在于现行法律未被切实执行,以及政界或实权官僚与之迎合。制定无视我国宪法价值秩序的法律并不能解决问题。道理在于,应当好好拔除杂草,而不该把农作物翻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