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不可恢复的死亡阶段之后,强迫患者接受医学上毫无意义、构成身体侵害行为的延命治疗,反而会损害人的尊严与价值。在可认定患者已行使自我决定权的情况下,除有特别情形外,中断延命治疗可以被允许。”
2009年,韩国大法院就在延世大学医院依靠人工呼吸机长期处于植物状态的金姓老太太的家属要求中断治疗一案,作出“摘除呼吸机”的裁定,并留下了上述判决内容。此后有关尊严死的讨论正式展开,2010年还就▦可中断延命治疗的患者范围▦可中断的延命治疗范围等达成了社会共识。
但现实中的变化十分缓慢。根据2011年生命伦理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延命治疗中止及预先医疗意向书调查研究报告等,2009年至2010年两年间,医院级以上全部医疗机构中被考虑中止延命治疗的患者达2896人,但其中提交医院伦理委员会审议中断治疗的仅19件(0.6%)。
在此背景下,政府正重新启动有关中断无意义延命治疗的讨论。这也是外界关注能否建立促进相关做法的制度性机制的原因。
据韩国保健福祉部等1日消息,总统直属咨询机构国家生命伦理审议委员会将于2日召开第二次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会议,就“中断无意义的延命治疗”展开讨论。为此次讨论,委员会自9月起一直在征集国民对该议题立法必要性等方面的意见。
但多数专家认为,此次讨论难以立即带来有意义的变化。因为韩国社会对“依据患者自我决定权中断无意义的延命治疗”这一表述的含义,尚未形成共识。
最大的争议点在于,患者的自我决定权应在多大范围内得到认可。
首先,对于无意识患者的家属能否代理行使患者的决定权,各界意见仍存分歧。由于在考虑中断延命治疗之时,患者意识不清的情形居多,因此就这一点达成共识十分重要。
此外,部分反对者指出,与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国外不同,韩国大部分治疗费用负担完全落在患者及家属身上,在此情况下,患者出于不愿成为家人负担而作出的决定,能否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决定权,值得商榷。
治疗是否无意义的判断标准同样留有争议空间。政府在2010年通过社会共识机构得出一系列共识,将对“晚期癌症患者”和“临终晚期患者”施加的机械性治疗行为界定为无意义的延命治疗。但反对者指出,“晚期患者”的界定过于模糊。“难治”与“不可恢复”含义完全不同,如此粗疏的规定可能导致连尚可治疗的患者也被赶出医院。
另一方面,也有意见认为,正因为存在诸多模糊之处,才更需要尽快立法。
经济正义实践市民联合的南恩景组长表示:“需要明确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在为患者选择有尊严的死亡开辟途径的同时,也需要防止安乐死或医生协助自杀的制度性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