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集团近来在筹备新业务时,必定会向同伴成长委员会咨询。目的是确认推进业务时哪些环节可能构成问题,以及是否属于中小企业适合行业。CJ集团也由李在贤会长带头,要求集团旗下公司致力于营造有利于同伴成长的产业生态,并努力与协作企业、加盟店铺共生合作。
本月29日是政府发布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同伴成长综合对策两周年。此间推进过程中争议不断,但协作氛围的扩散被视为最大成果。事实上,以改善供货单价问题、强化协作企业竞争力为主要工作的大企业明显增多。首尔大学教授郭秀根25日分析称:“大企业开始意识到不能这么做,并转变了认识,这是重要的变化和趋势。”
然而,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等政府部门越界的干预与强迫被批评留下了不良先例。此外,前同伴成长委员长郑云灿等政界人士将同伴成长滥用为政治口号,损害其纯粹性、阻碍合理推进,这也是须克服的课题。
之所以出现政府对企业间个别关系过度干预的怨言,是因为知识经济部与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多次被外界看到约见大企业主要人士施压的情形。此外,在引入成果共享制(超额利润共享制)和发布同伴成长指数的过程中,给企业排队的争议也很大。产业研究院中小创业企业研究室室长朱贤表示:“由于压缩式增长,落后文化大量残留的局限性显现出来。”
同时,同伴成长努力目前仍以三星集团、现代汽车等主要集团为中心推进,有必要将同伴成长文化扩散到下游集团、大企业以及二、三级协作企业。中小企业研究院研究本部长金世钟分析称:“在30大集团或中坚大企业中仍能看到毫无动静的情形,现在是转变的好时机,如不改变,可能面临更大压力。”朱室长解释说:“公平交易与协作方面有很多是长期惯例形成的,难免迟缓”,“应赋予加快速度以意义”。
包括供货单价问题在内,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对同伴成长的认识差距仍然很大,这是需持续改善的课题。Digicap代表李道熙坦言:“现场期待体系化,但随着时间推移大多失望”,“看到大企业仍不是一起做饼一起吃,而是走向独吞的图景,令人遗憾。”
对同伴成长推进方式的评价略有分歧。首先,通过为同伴成长委员会确立法律依据、使其得以持续,是积极的一面。通过协商改变企业文化与生态,且因其为民间自律机构,在防止与其他国家发生贸易摩擦方面也有很大意义。
但也有人主张,由于其从政府和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等处获得约50亿韩元预算支持,难以视为纯粹的民间机构。因预算不足导致的业务局限也难以避免。
要提高中小企业对同伴成长的切身感受,今后更为重要。专家们一致认为,政府发布同伴成长对策已过两年,但仍处于进行之中。汉阳大学教授韩定和强调:“应改善仅以业绩评价高管的结构,为扩散同伴成长,还应将其纳入大企业的决策流程”,“必须形成一种意识:拧中小企业的胳膊,我会被问责。”
郭教授也强调:“认为同伴成长只是为中小企业着想是错误的,实际上也是让大企业向全球标准靠拢的方向”,“同伴成长不是恩惠,而是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