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9-25 | 김상용

[下届政府,至少改掉这些] 拖累经济的企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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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斗焕到李明博都一样"的直接开火 [下届政府,至少改掉这些] 拖累经济的企业政策每逢政权更替便滥发监管……应为企业成长立百年大计出资总额限制制度、中小企业专属行业等在强化→废除→再监管间反复难以制定稳定经营计划,只有监管顺应成本雪球般增加 金相龙记者 kimi@sed.co.kr

"这做得也太过分了吧?"

1990年5月,当政府宣布引入土地公共概念、对集团的非业务用土地征税时,时任乐天集团会长辛格浩立刻找到卢泰愚总统如此抗议。政府近乎强卖般把土地转给企业后又改变立场,重新对非业务用土地实施监管,辛会长无法忍受这份委屈。

人们可能认为这种前后矛盾的政策滥发只会出现在威权政权时代,其实并非如此。在标榜自由主义的李明博政府,以及声称要为未来负责的下届总统竞选者身上,朝令夕改式的政策思维也没有改变。细究起来,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政府等每逢政权更替,都有"先做了再说式的盲目监管"拖累企业,本次大选也只是换了个"经济民主化"的名字。

一位要求匿名的三星经济研究所人士批评称:"我国经济、产业史上从未有过一以贯之地贯穿历届政府的大企业政策路线图","依政治倾向不同,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对大企业的理解度可能有别,但我国是程度与起伏都极为剧烈的案例"。该人士还强调:"比起盲目监管,更需要企业可以参照并遵循的'百年企业政策蓝图'。"

◇"先做了再说"、缺乏中长期愿景的企业政策=回顾历届政府的主要大企业政策,可举出禁止循环持股、出资总额限制制度、金融与产业分离、集中派单等。然而各政权对此的政策不断变化,政策的反复无常成为企业"政治风险"这一成本因素。

业界一位人士表示:"引入总统直选制后,企业政策基调每五年大幅变化,企业难以制定稳定的经营计划","在经济民主化成为焦点的今年大选之前,企业对政治风险的负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

回顾历届政权的企业政策,真可谓变化无常。仅出资总额限制制度一项,就在引入强化监管、废除监管、再监管及废除监管之间反复。被政府宣传为治理结构先进化典范的控股公司监管也不例外。1986年以抑制经济力量集中为名,禁止设立控股公司本身。1999年又以解除循环持股的手段为由,转变为鼓励并强制转为控股公司的政策。

1979年引入的中小企业专属行业制度延续多年,于2006年卢武铉政府时期废除。如此一来,作为大企业政策代名词的MRFTA自1980年引入以来,每逢政权更替便在强化与放宽监管之间反复,沦为百孔千疮的补丁。

当前政界如此厌恶的循环持股,也是因政策需要而产生的。1972年政府通过"促进企业公开法",提出与国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施压大股东向普通人公开持股。在此过程中,大企业所有人为防范敌意并购而开设借名账户等,始终无法摆脱对政府政策的不安。此外,1975年还新设公开命令制度,强制出售大企业股票。

财界一位人士表示:"政府为平息企业的不安,制定了禁止取得10%以上持股的法律,但在外汇危机时期为引进外资又将其废除,致使企业经营权暴露于威胁之下","结果大企业作为自救措施之一,形成了现在循环持股形态的治理结构"。

韩国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李丙起表示:"每次监管变化,企业的监管顺应成本就增加。"财界解释称,若换算为成本,相当于培育一家Samsung Electronics规模企业的费用。

◇没有愿景、反复出现的盲目监管=如今政府监管之盲目与过去别无二致。政界提出的经济民主化相关细目多达30余种。范围从禁止循环持股,到强化控股公司条件、保障中小企业和自营业者利益、通过内部监督实现民主经营、限制大型超市营业时间、新设背信罪特例等,呈现出从A到Z全面束缚企业的态势。

江原大学伦理教育系教授申重燮对这种现象批评称:"政界所说的财阀改革或对富人增税,带有'罗宾汉项目'式的意味。"

借权力之力即盲目监管来裁剪财阀,在强化金融与产业分离上最为典型。其核心是将金融与产业分离扩大至第二金融圈、引入中间金融控股公司等,这是全世界都找不到的法案。

申教授分析称,正是"因为经济胜者的地位或财产收入不正当,所以用权力之力加以再调整或通过税收将其夺走才是正义"这种想法,制造出了此类盲目监管。

崇实大学教授全三铉强调:"当前政界兴起的讨论是向官治经济、官治金融的回归,最终将导致经济与产业萎缩。"

◇企业政策,正需百年大计=作为代表性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在大选之前财界要求放宽监管,放宽监管的呼声日益高涨。美国制造业利益团体"为生产力与创新的制造业联盟"近期公布的资料显示,执行一项监管平均需耗费1亿美元,估计每年达2000亿至5000亿美元。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美国行政部门1993年至2000年间平均每年推出36项监管政策。与韩国引入监管的件数相比是小得离谱的数字,但美国财界连这点都在诉苦难以承受。

财界主张,今年参选总统的候选人现在应倾听经济界声音并认真思考,而非以新的监管政策施压大企业和财界。财界一位人士指出:"在美国一项监管产生的成本都被估算为天文数字的情况下,应思考监管对基本面比美国弱的韩国经济会造成多么致命的影响","还应一并审视选举前煽动性的政策和口号是否损害企业家精神、动摇投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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