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实施了第三轮量化宽松,美国的经济前景依然不安。因为在11月大选之前,民主、共和两党难以达成一致,对“财政悬崖(fiscal cliff)”的担忧不会消除。
韩国经济也是如此。待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而政界仍被旧思维束缚,反复争论不休。对于最为紧迫的就业创造及民生金融等问题,看不到任何具体讨论。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重大转折点。2008年金融危机后暴露出局限与矛盾的原有金融体系正在向新体制转变。世界经济在工业革命后经历机械文明时代,又因信息技术(IT)的发展而使通信文明全面开花。经济体制也将从个人穿越无限信息与空间、以资本为中心的经济,转向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体制。
与拥有以硬件为主意识结构的原有一代不同,熟悉智能手机、IT等的新一代根据个人能力与创造力几乎无限地利用信息,创造并共享网络空间。而且他们拥有与环境共存、更多共享物品的意识,比起民族理念,更以全球公民身份追求更加开放、包容和道德的社会。
然而,身处这样的时代变化之中,我们在过去数年制定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却未能考虑正在发生新变化的经济环境与范式。
要有效推动最大课题即就业创造,首先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必须从以制造业和大企业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中转变发想。当然,制造业是一切产业的根基,今后仍需进一步演进才能构筑稳健的经济。但其他国家的制造生产力与竞争力不断提升,因此制造业真正的差异化离不开与软件等发达高端服务业的融合。即便从现在开始,也应摆脱以硬件为主的思维方式,更加积极有效地培育就业诱发系数高的服务业。只有在过去数个世纪积累的制造业基础上叠加服务业并加以发展,韩国的制造业才能迈上新台阶。
此外,还应构筑支持个人及少数人力轻松创业的体制,营造社会可容许几次失败的环境,使年轻人不惧失败。未来制造业的成功,取决于这些富有创意的风险企业所创造的高端技术及应用程序与现有硬件的积极融合。看美国,20多年来这类中小风险企业持续创造的就业岗位多于大企业。
如果上述方向是为了在我国经济内部创造就业,那么吸引外国投资与企业则是把就业从外部引入韩国,只要制定并落实合理政策,就能最容易地收到创造就业的效果。我国政府指定了6个经济自由区,投入大量人员与预算努力推进,但几乎没有成功。原因并非不知道解决办法,而是政治家和官僚封闭、排他且自我防御式的工作作风,使合理的解决方案无法推进。
多指定经济自由区并非万能。应结合地区与特性进行选择与集中,一旦选定,就应提供符合全球标准的合理居住环境、基础设施、税制与行政激励。例如,只要怀抱把仁川经济自由区建成新加坡、香港那样枢纽城市的愿景,并制定和执行相应的合理政策,就能成功。但若像现在这样仅对制造业、物流、酒店等有限地提供激励,就会变成瘸腿式的,难以吸引外国企业的关注。
全球经济的范式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正如过河之后就不再需要木筏,需要摆脱过去曾成功的经济政策与视角,转向面向即将到来的时代与新变化加以应对的视角。在12月大选之前,期待声称将为今后五年的韩国负责的政治家们就未来的经济愿景提出认真的方案,展开赢得国民响应的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