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经济民主化的争论正酣。经济民主化本来是一个不能成立的词。因为市场经济的运作原则是一元一票主义(如股份公司股东大会上,持股、出资额越多对决策的影响力越大的方式),而民主主义的运作原则在于一人一票主义。就经济领域而言,两种原则并存的可能性极低。
尽管如此,经济与民主化这两个不能并存的词的复合词,却在我们社会引发众多人的共鸣,原因何在?因为历经1997年外汇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收入阶层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两极化日益加深,人们都希望过有人情味的生活,而非野生世界般冷酷的竞争。
宪法明确规定防止滥用经济力量等
两极化与冷酷竞争也是当今运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必须化解的时代课题。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迈克尔·桑德尔的《正义论》、托马斯·盖根的《生在美国是个错误》、阿纳托尔·卡列茨基的《资本主义4.0》等,可以说是对自20世纪末以来被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以及对新经济运营范式的不断探索。也正因反映了这样的社会诉求,才能引起巨大反响。抛开经济民主化这一复合词逻辑是否自洽,倾听社会成员生存诉求的理由正在于此。总统候选人将经济民主化作为口号,也是理所当然。
然而,对于经济民主化的含义、推进课题与方法等,各方论者的视角与温度差异过大,很难找到交汇点。我国宪法第119条第1款规定以自由市场经济为经济秩序的基本,接着在第2款中把经济民主化的内容明确定义为国民经济的均衡增长与稳定、适当的收入分配、防止市场支配和滥用经济力量。同时宣明,为实现这些目标,国家可以对经济主体进行规制与调整。
关于大韩民国经济秩序与经济民主化的上述宪法条款,非常好地表达了以自由市场经济秩序为根基、同时力图避免极端市场体制弊害的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运作指针与运作秩序。从这一意义上说,可以认为我国宪法已经为经济民主化争论提供了现实的议程。
为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增长与稳定”,国家有责任照顾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受到严重损害的部门。如果这是在推进经济政策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的问题,就更应如此。为实现“适当的收入分配”,法人税与所得税的公平负担应是讨论的核心。
无论争论还是说服选民,都应以经济逻辑
另一方面,“防止市场支配和滥用经济力量”问题有必要分为结构性问题与行为性问题来讨论。如果涉及不公平转包交易、财阀的不当内部交易、串通等不公平交易行为,仅就规制水平进行讨论即已足够。
但对于财阀的出资总额限制、禁止循环持股、金融与产业分离、系列分离或企业分割命令制等结构性问题的规制,各论者之间存在很大分歧。因此,若要让当前的争论更具建设性,就需要集中讨论这些议程,并以经济逻辑说服选民,说明这些结构性问题将分别对我国经济未来的竞争力和饭碗产生何种影响。时间尚有,选民也具备足够的判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