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南方大学毕业后北上北京、在一家时尚杂志社工作的王红。在北京生活已两年的王女士,除去3000元(54万韩元)的房租和基本生活费后,工资卡上几乎不剩什么。按韩国标准计算30坪的房价高达8亿韩元,买房连梦都不敢做。虽然勒紧腰带,但在北京生活实在攒不下钱。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项目的待遇一分也享受不到。于是她最近索然决定干脆回老家。
像王女士这样怀着在城市开启第二人生的梦想而进京的年轻人等外来人口,正失去希望离开北京。2011年北京外来人口为830万人,比上年减少60万人。这是北京公布人口普查数据以来,外来人口首次出现减少。
王女士悲伤的自画像,与高速增长黄金期面临终结危机、又找不到内需增长动力而深不见底地下滑的中国经济相重叠。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出口积累资本、扩大政府主导的投资,实现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
但随着欧盟(EU)引发的海外经济衰退使主要增长支柱出口亮起红灯,中国经济内部长期累积的结构性问题开始暴露。中国正试图把以出口和投资为中心的增长模式转向内需主导,以打造可持续增长基础,但由于缺乏内需基础设施,增长率已连续6个季度下滑。第二季度为7.6%,今后底部在哪里尚不可知。
这意味着,在社会福利名存实亡、社会两极化导致中产阶层基础缺失、内需在结构上难以复苏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转变增长模式的尝试也陷入危机。在国家社会保险功能未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对未来不安的民众即便利率低于物价涨幅,也把钱存入银行。饱食终日的国有银行用这些钱大手大脚地贷给大型国有企业,赚取了天文数字般的存贷利差。去年中国股市上市公司净利润中有一半归国有银行所有。
国有企业则用银行贷款一拥而上投资房地产开发,成为房地产泡沫形成的头号功臣。地方政府积极利用房地产行情高涨出让土地,获取可观财政收益,并设立下属投资公司,再次投向基础设施等房地产开发。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政府背上了超过10万亿元的巨额债务。
专家指出,中国政府为构建新的增长范式,本应摆脱一味投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增长结构,把重点放在教育、医疗、养老金等社会福利投资上。世界银行(WB)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题为《2030年的中国》的报告中强调:“中国经济的风险与其说源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萧条’,不如说在于中国经济国内的结构性问题,中国若不纠正失衡状态,容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增长也难以持续,为恢复均衡的改革迫在眉睫”,也正是出于这一脉络。
问题在于,向内需主导增长模式的转变是一项长期课题,需要整个社会的结构调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及税制改革▦通过金融及国有企业改革培育中小企业▦构建社会安全网▦激活民营企业。对中国政府而言,为突破危机必须忍受相当长时间的增长率下滑,但为了今秋登场的第五代领导层顺利立足,又必须立即提振增长率,正面临这样的困境。
增长率急剧下滑会造成大量失业,引发社会不安,动摇作为共产党一党执政正当性最大基础的经济稳定增长格局。但若为维持7%区间的持续增长而通过降息、基础设施投资等大规模刺激经济,房地产价格或物价不稳将导致家庭消费减少,以消费为中心的增长模式转型工作也只能落空。在中国经济站在十字路口之际,也不断有警告称,如果经济体质改善失败,5年后可能出现危机并进入低增长局面。
曾任邓小平经济顾问的资深经济学家吴敬琏诊断称:“国有企业手术等经济改革在过去10年间进展迟缓”,“拒绝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势力壮大,广泛的腐败、金钱政治大行其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