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临近,执政党与在野党均将扩大福利作为竞选承诺。然而提高税负率、健康保险费,或合理改革征收体系等问题会流失选票,因而似乎遭到回避。因此,在快速老龄化和就业困难之下,韩国国民年金、健康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正受到质疑。
作为应扩大福利支出的论据,人们常常拿发达国家与我国的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作比较。以2005年为准,福利支出占GDP比重韩国为6.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为20.6%,差距巨大,正好适合用来论证应扩大福利支出。
负担少,福利支出也少
然而,简单地进行国际间福利支出规模比较,可能扭曲福利政策方向。因为福利支出须综合考虑收入水平、税负率、福利体系的成熟度等加以判断。
福利支出受到作为财源的税负率和社会保障负担率的决定性影响。从国民负担率占GDP比重(以2007年为准)看,韩国为26.5%,大幅低于OECD平均(35.8%)和代表性福利国家瑞典(48.3%)。
以2009年为准,我国国民的税负率为19.7%,比OECD成员国平均(24.8%)低约5个百分点;社会保障负担率为5.85%,比OECD平均(9.72%)低约4个百分点。税负率与社会保障负担率合计的国民负担率为25.57%,在OECD成员国中继墨西哥、智利等之后排在第5低。由此可得出结论:我国福利支出水平低,是因为国民承担的水平低。也有分析认为,我国税负率为OECD平均的80%水平,而我国名义国民收入约为OECD平均的82%,因此税负率是适当的。
考虑到社会保险制度的成熟度,也不能断言我国社会福利支出水平糟糕。我国1988年引入国民年金制度,与拥有70~100余年历史的发达国家相比非常晚。因此发达国家的国民年金给付比重高,而我国尚未进入正式给付期,在整体福利支出中所占比重相对较低。我国健康保险等公共年金支出占GDP规模为1.9%,与英国(5.5%)、瑞典(7%)、日本(7.4%)等差距巨大,原因即在此。包含公共年金在内,我国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重为9.5%,也远不及OECD平均(19.5%)。
但随着领取国民年金者日益增多,加上人口快速老龄化、经济活动人口减少等影响,老年人口抚养负担加大,支出规模及其占GDP比重也将剧增。据称,若要将社会福利支出比重提高到OECD平均水平,到2030年须将税负率提高至25%。这意味着每5年须将负担率提高1.8个百分点。
政界也应追求福利与税收的平衡
当然,我国显示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数值越大不平等越严重)以2008年为准为0.315,高于OECD平均(0.314)。基尼系数和贫困率均处于中下水平,为改善这一状况需要国家层面的努力。
为此,仅靠削减并非急需而流失的预算是不够的。也有分析认为,若要扩充福利财政,须将目前19%出头的税负率到2018年提高至21%,即使扣除经济增长部分,也需通过税制改革多承担约12万亿韩元(1.1个百分点)的税款。近来接连出现大幅提高高收入者(以综合所得为准)所得税率和健康保险费的动向。但问题在于,只有诚实纳税者负担加重,与处于地下经济中的人之间的纳税负担差距随之拉大。政府应更加努力降低地下经济比重,使任何人都按法律规定的方式正当纳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