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造访了与我们相反、正由冬季转入夏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许是反映了阿根廷艰难的经济状况,人们看上去神色黯淡。广袤的土地上畜牧业发达,吃的东西很充足。然而为了获取美元而抑制进口、对出口征税,生活必需品看起来并不宽裕。由于无法信任摇摆不定的政府政策,人们只能一味依赖美元。
7月26日是艾娃·贝隆逝世60周年。《阿根廷别为我哭泣》的旋律时隐时现。在城市各处都能感受到追思她的热度。想成为“第二个艾娃”的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毫不犹豫地发行了印有艾薇塔(艾娃·贝隆的爱称)肖像的100比索最高面额纸币。这是阿根廷历史上首次把女性的面容印上钞票。
艾娃·贝隆是胡安·贝隆的第二任妻子,在阿根廷国民心中,她生前是灰姑娘,死后则得到恶女与圣女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是“不朽的第一夫人”。她出生于大草原乡村,是私生女,为摆脱凄惨的生活,15岁离家出走,在被称为南美巴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燃烧着当电影演员的梦想,并结识了胡安·贝隆。在权力背后掌控男性的女性,可以举出克娄巴特拉、妲己、玛丽·安托瓦内特、张绿水、江青等,但谁都难以匹敌以出众的美貌和演讲玩弄权力的艾娃·贝隆。
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阿根廷还位列世界富国前十。曾远远领先法国的阿根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NP),如今连其一半都不到。阿根廷从发达国家行列中落伍,其背景在于贝隆登上权力宝座之后,工会政治化与军方政变交替出现之中形成的政治裂痕。
贝隆主义是胡安与艾娃的合作产物。贝隆主义着眼于意大利墨索里尼的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大众东远集团的理念与方法而起步。它常被误解为左派populism,但本质上是右翼民族主义,与以小资产阶级为社会基础的欧洲法西斯主义不同,又因工人阶级比重大而与其他中南美国家的populism不同。尤其还有胡安与艾娃个人偶像化的特征。
贝隆主义阻碍了阿根廷建立资本家阶级所期望的稳定资本主义,也阉割了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潜力。军方为清除贝隆主义而进行的政治干预带来了对劳动的压制与排斥,而这又使贝隆作为受迫害工人的救世主复活,形成了成为民主化桎梏的悖论。
艾娃·贝隆创立了自己的基金会,尽可能多地兴建医院、学校、养老院,把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人变成贝隆主义的信徒。富人憎恨夺走财产的艾娃·贝隆,穷人则把热烈的爱献给带来福利的艾娃·贝隆。特别是保障亲权与婚姻中的男女平等、引入明示离婚权利的家庭法、赋予女性参政权等为女性的立法活动,使女性对艾娃·贝隆的支持可以说是绝对的。
归途中,我得到了李成炯博士的讣闻。这位我们时代最优秀的拉丁美洲专家,是封闭的学历主义所造成的歧视的牺牲者。他曾苦心通过中南美新自由主义20年的功过来为我们寻找方向。没有什么比从摇篮到坟墓的普遍福利更好。然而好的福利必须在全民皆税原则之下,坚持所有国民按累进方式分担税负的原则。他那句“福利应以政策来解决,不能以政治谋略来接近”的忠言,仍在耳边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