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31日在釜山举行的"2012年全国刑事法官论坛"上,来自全国各法院的法官正在进行讨论。近来财阀掌门人因侵占、背信嫌疑接连被移送审判而成为社会议题,釜山地方法院邀请全国各法院负责刑事审判的38名法官,以企业人犯罪的量刑等为主题举办了该论坛。/照片提供=韩国大法院
近来金昇渊 韩华集团会长因给公司造成数千亿韩元损失的嫌疑被法庭拘留,背信罪争议再次被摆上台面。现行法对经营判断施加过于严格的尺度,以致连正常的企业活动也受到妨碍——这样的指摘不仅来自财界,也接连出自法律界。
所谓背信罪,是指处理他人事务的人背弃职责,使本人或第三人获得财产上利益,或基于此种意图给委托事务者造成损失时成立的犯罪。
问题在于我国背信罪的适用范围过宽。给公司造成损失就应承担相应责任固然不错,但对因经营判断而产生的损失也适用刑法予以刑事处罚,则被指存在风险。
实际上,背信罪一审的无罪率高于一般刑事案件。
损失额5亿韩元以上适用《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法》(特经加法)的背信案件,2008年无罪率为19.4%。这比同年一般刑事案件无罪率(1.5%)高出约13倍。损失额不足5亿韩元的背信案件也达到4.6倍。考虑到非法利益超过50亿韩元即适用特经加法上的背信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这一无罪率相对偏高。
判例也不一致。韩国大法院在2004年就一起案件作出判决:某沈姓大韩保证保险代表理事因促使公司为韩宝钢铁提供支付保证、韩宝钢铁倒闭而被以业务上背信嫌疑起诉,上诉审中法院撤销了认定有罪的原判,将案件发回高等法院。法院阐明理由称:"企业经营中原本就内在着风险,即使经营者出于善意、在可能范围内收集信息并基于符合企业利益的信念慎重作出决定,也可能因预测失准而使企业蒙受损失","若连这种情形也放宽对(背信)故意的解释标准而追究业务上背信罪的刑事责任,则违背罪刑法定主义原则"。
这与不久前首尔西部地方法院对金昇渊 韩华集团会长判处实刑时所述形成对照:"在'防止关联公司倒闭等将有利于公司'这种一般性、抽象性期待之下,单方面向关联公司提供资金支援而造成损失的情形,不能认为处于经营判断的裁量范围之内。"
随着对经营判断意图的解释、经营状况的变化不同,法院判决也难免各异。因此检方在处理背信嫌疑时也面临困难。
大检察厅一位相关人士表示:"考虑到侦查过程和法理争论,背信比侵占更棘手","事实上存在这样的倾向:与需在法庭上进行艰难法理较量的背信罪相比,更倾向于以法理解释相对明确、简单的侵占罪处理。"这既是指出侵占与背信的相似性,反过来也可解读为指出现行背信罪法律规定的模糊性。目前韩国刑法并未为背信罪单设条文,侵占与背信被合并于同一条文中。
多数外国对背信罪的司法处理方式与韩国不同。与追究背信罪刑事责任的韩国不同,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对背信主要追究民事责任。对背信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国家,大体只有同属大陆法体系的韩国和日本。而催生大陆法体系的德国,反而在2005年新设"经营判断原则",开始慎重判断对背信行为的处罚。
还存在"双重责任"的问题。一旦以背信罪被起诉,无论有罪无罪,都可能再通过民事诉讼承担一次法律责任。
实际上,金昇渊会长一审判决数日后,韩华集团的小股东们以"赔偿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为由,对金会长提起了股东代表诉讼。他们请求的诉讼金额高达1960亿韩元。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也曾就爱宝乐园可转换债券(CB)低价发行引发的非法继承企业控制权疑云获得大法院无罪判决,但最近大邱高等法院认定其民事赔偿责任,判令赔偿130多亿韩元。
当然也不乏反对意见。有人主张背信罪可防止经营层的失政。除财阀掌门人之外,一般人之间的背信行为若仅靠民事诉讼则缺乏适当救济途径。某大型律所律师表示:"不能否认背信罪对不当经营行为具有抑制效果","现实是,若仅以民事处理,面对拥有强大法律援助的大企业掌门人的背信行为,相对难以救济普通人。"
"应守法律原则"占优 亦有"重新检讨概括适用"之声 ■ 法律界内部
法律界内部对背信罪的看法多样。既有认为需要根本性检讨的意见,主张应坚守法律原则的声音也不容小觑。
实际负责审判的一线法官中,主张应按现行方式严格处理背信罪的立场占优。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位部长法官表示:"案件之所以进入审判,是因为并非单纯的经营判断,而是越过了法律的界限","到了被起诉的程度,就应认为证明犯罪的证据也已充分。"
另一方面,认为需要改变的意见也不少。有指摘称背信罪过于概括,稍有不慎就会成为橡皮筋式的尺度。一位检察官出身的律师带着忧虑指出:"背信罪基本上是财产上的问题","本可通过民事诉讼处理,却介入经营者的经营判断并以背信罪处罚,有过度之处。"在首尔一家地方法院任职的一位法官也表示:"在可以用行政法或商事法规制的领域,概括适用规范个人法益的背信罪并不可取。"律师事务所Ace的郑泰元律师表示:"韩国法院也已像美国考量'商业判断'那样,开始考虑经营判断","不应仅因经营判断结果不佳就一概追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