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之后,历史再无发展"(《历史的终结》·1992)这一大胆主张,给20世纪世界知识界带来巨大争论的弗朗西斯·福山,20年后推出新书。这一次,他提出了更为根本且全新的问题:"什么是政治发展""怎样的政治才可以说更为发展"。
现代社会的政治利益相关方日益多样化。以往是贵族、下级贵族、第三等级、农民构成社会势力,如今则是工会、企业、学生、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等构成社会势力。自由市场、健康的公民社会、大众理性等都是民主得以正常运转的必要因素,但当它们无法发挥应有作用时,反而会成为民主成功落地的障碍。这样的例证随处可见。俄罗斯回归威权主义,印度深陷腐败。欧盟即便面临财政危机也难以轻易削减福利政策;美国虽被长期财政问题所困,却因强大的利益集团阻挠,连削减财政或增税都不敢想。对此,作者强调:"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强大而有序的政治制度的作用","自由民主要想成功,需要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以及能够要求该国家承担责任的社会"。
强调强大政治制度重要性的作者,将国家、法治主义、责任政府列为政治发展的三大要素。在一定疆域内垄断军事力量的国家、使权力得以稳定行使的法治主义、把权力分配给代表全体国民选出的议会的责任政府——若完全具备这三项制度条件,便可视为政治发展的社会。然而各个社会具备这些要素的程度各不相同。中国自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起,就大体具备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近代国家条件。但由于皇帝一人同时掌握主权与宗教,法治主义传统无从存在,责任政府也不可能出现。相反,印度的法治主义达到相当水平,但国家力量薄弱。印度历史大部分时间处于小王国与公国林立争斗的状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实际上难以实现。
那么,为何走上了各不相同的政治发展路径?作者以文化、尤其是宗教与思想的重要性加以解释。作者说:"宗教与政治是引发行为变化的因素,具有自身的变化模式,而不是庞大经济潮流的副产品。"被马克思笼统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印度与中国都是以父系血统为基础的社会,但处于婆罗门教影响下的印度与中国不同,11世纪以后未能形成像样的国家体制。此外,欧洲的天主教会为摆脱世俗权力而自行建立等级组织,这成为超越国家的欧洲式法治主义的根基。
本书就这样穿梭于东西方之间,分析并阐述从人类之前的时代到当下的政治制度演化过程。书中考察了形成部落与建立国家的阶段、法国大革命与工业革命时期、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增长对政治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等,并提出衡量我们今后将书写何种新政治历史的标尺。3万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