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停电的风险更高,还是核电站运行的风险更高?本月19日,新月城1号机因控制反应堆功率的控制棒故障而停机,围绕核电安全性的争议随之扩大。此前,政府重启了自今年3月以来停运的古里核电1号机。虽然设备容量不大,但其在电力供需上起到了缓解压力的作用。然而环保团体以核电事故风险高为由表示反对。
若能在没有核电的情况下充裕地获得电力自然最好,但我国情况不同。若去年9·15停电事态重演,恐将造成巨大损失。因此我们不得不选择优先考虑哪一种风险。
应按认知风险与设施风险分别施策
一般人认为饮酒、吸烟等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风险极低。相反,对于像经认证无害的食品化学添加剂那样自己无法控制的情形,却误以为风险极高。但实际上前者的风险要高得多。飞机失事时乘客大多死亡,而汽车事故并非如此,因此人们觉得乘飞机更危险,但实际上乘汽车的死亡概率要高得多。
可见我们所认知的风险水平存在诸多错觉。对疯牛病产生笼统的不安感也属同一脉络。我们所说的风险度或安全度,通常指对某种事故发生可能性所感受到的“认知风险(Risk Perception)”。这与实际风险有距离。因为认知风险由社会学、心理学因素决定,而实际风险则通过科学方法以事故与死亡概率、经济损失等确定。这类似于实体经济与体感经济不同,而人们却依据体感经济从事经济活动。
因此,在思考防止大规模停电、核电故障等能源安全对策时,必须明确把握问题的性质。也就是说,首先需要理解:政府的安全对策是要纠正一般民众或相关行业从业者的认知风险偏差,还是要降低实际能源设施的风险以确保设备安全性。
当然,从政府立场看两方面都需改善。眼下未能认识到实际风险的情形也很多。过度放松安全监管导致事故发生就是典型例子。这源于对实际风险认识不足。此类风险应通过技术与制度补充,尽快制定确保安全性的对策。能源设备的剩余寿命管理、加强有毒气体安全管理、罐车安全管理系统等,属于降低实际风险的对策。
能源公企业评价应以安全为先
同时也需要降低国民认知风险的对策。例如改善能源公企业的经营评价制度,使企业经营以安全为最优先;引入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透明、实时公开核电运行信息等。
最近政府基于此类视角,正在检查国内主要能源设施,并重新审视相关能源安全制度与政策。可以说,这是为预防能源设施重大事故、提高安全性与使用可靠性迈出的第一步。期待今后政府在努力降低认知风险的同时,推出基于实际风险的政策。唯有如此,才能制定出真正到位的能源设施安全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