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7-31 | 문성진산업부장

[创刊策划特别访谈] 孙京植,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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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人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税负率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去年才决定下调税率,如今却又要提高最高税率。下调是全球趋势,我感觉这是在逆流而行。”

上月27日,在首尔南大门商工会议所进行的Seoul Economic Daily创刊纪念访谈中,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孙京植(73岁,见图)对近来年底大选前各位总统候选人为争取选票而热议的经济民主化与增税问题深表忧虑,并指出:“如果谈经济民主化却给企业带来困难,那么经济民主化的讨论本身不就成了抑制企业活动的结果吗?”

此外,孙会长对正经历经济不景气与政治变革期双重困境的企业表示:“危机反而是思考新事业与新投资的时候”,“因为如果现在是困难时期,未来光明的日子必定会到来。”他还强调:“企业的能力和竞争力终究是在为生存而努力时培养起来的”,“为克服近来的困难局面而预见艰难、积蓄力量,最终当下这一刻就能成为积累实力的机会。”

尤其是,孙会长对政界为筹措福利财源而推进增税深表担忧。孙会长指出,当前与企业相关的税收政策最大的问题首先是继承税。“继承税负担也非常大。税率本身就高,而在股份继承的情况下,控股股东还有10%~30%的加征课税,计入这一点后最高税率会达到55%~65%。这已达到威胁经营权继承的水平。”

他逐条说明,不仅是税率,继承税的课征标准和加征课税与外国相比,国内制度也对企业不利。孙会长表示:“其他国家以实际继承人所取得的财产为标准适用累进税率,而我国则以父亲的全部遗产为标准课征”,“我国最终是在财产分给儿子等多名继承人之前,以较大的金额为标准课征累进税,因此适用了较高的税率。”同时孙会长强调:“企业不是应该代代相传并激发投资意愿吗”,“为了让接手者能安心投资和经营,继承税问题必须加以修正。”

与孙会长的对话延伸到商工会议所最近针对外资企业实施的增税相关调查结果。调查结果的核心是,七成以上企业反对各类增税方案,若增税基调延续,69%的企业会考虑撤出。就此,当被问到国内企业对国内税收政策的情绪时,孙会长表示:“不仅是外资企业,国内企业对我国税收政策同样感到负担。”他补充说:“其实客观来看,法人税率本身不能说我国高”,“但把GDP与法人税率相比较,我国的税负率高于OECD平均水平。”

孙会长就福利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原则。他对福利政策的结论是“财政与福利的平衡”。他强调:“福利不是可以单独推进的概念,必须在财政这一基础之上才能实现。”孙会长特别警惕各政党在选举前竞相提高福利承诺水平,并为确保福利财源而动法人税的做法。他补充说:“当然不能忽视福利。反而只有以福利为基础,社会才能运转,经济才能增长”,“但我们没有必要重蹈希腊等把重点放在福利而非财政考量、结果陷入困境的欧洲国家的覆辙。”

孙会长指出,大选前政界关于经济民主化的讨论存在过度的一面。他说:“我认为,如果企业受到超出必要程度的限制和干涉,最终会出现抑制创造性和企业家精神的结果”,并呼吁政界“应以慎重的态度对待”。孙会长尤其感到遗憾地表示,经济民主化等企业议题的基础应以对大企业的宽广视角为前提。他以循环持股为例指出:“循环持股是企业推进新事业的一种方式,通过它也能实现业务结构调整”,“抛开适用循环持股限制的企业多不多这一点,也应看到这样的功能。”

关于劳资问题,孙会长表露出担忧,认为大选气氛是否在助长工会的过分要求。他说:“到去年为止,稳定的劳资文化正在形成的氛围让人抱有很大期待,这是事实,但随着选举临近出现了不同的气氛,令人担忧”,“通过劳动法修订,确立了禁止支付专职工会人员工资的条款和多元工会谈判窗口单一化,但有声音主张再次取消这些,令人担心劳资关系的根本框架被打破。”他还补充说:“讨论不是应该朝着保护更多岗位的方向进行吗?”

他对政界在大企业就业问题上的单线思维也表示遗憾。孙会长指出:“以前访问京畿道某工业园区内的一家大企业时,直接雇用人员只有约2000人,但通过园区内与该大企业的交易而创造的合作企业岗位达到10倍水平”,“比起大企业直接雇用的数字,更应从宽广视角看它给合作企业带来了多少业务量。”

孙会长强调,在举行大选的今年,作为国内代表性经济团体的商工会议所将集中全部力量,营造让企业家能够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下自由开展经营活动的环境。

同时,孙会长呼吁企业自身也应作为社会一员发挥最好的作用。他认为,如果企业自己不做该做的事,财界对政界和政府的要求就难有说服力。孙会长表示:“虽然也有人说,多创造利润就是企业对社会和国家的本分,但企业既然是社会成员,就需要有尽责的态度”,“尤其是企业的社会影响力比个人更大,如果能在公正性等方面履行超出创造利润的使命,其他社会成员也会予以认可。”

尤其是,孙会长强调在共同成长方面企业自身有很多事要做。“所谓甲方乙方的交易文化,必须由大企业率先改变。能造出好车,是因为合作企业造出了好零部件。大企业也只有与合作企业建立良好关系、让合作企业具备能力,才能拥有竞争力。

孙会长强烈要求:“如果说迄今在合同中存在轻视合作企业的倾向,那么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CEO)们应借此机会带着意志加以改变。”不过他明确表示,共同成长问题并非通过法律等企业当事方之外的压力来推进的性质。他说:“共同成长讨论的焦点应放在如何提高包括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在内的企业竞争力上”,“在大企业与合作企业之间存在多样关系、条件和特殊性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彼此心意相通,而是强行撮合,那究竟是否有帮助、即便有效果又能维持几天,都令人怀疑。”

同时担任国家竞争力强化委员长的孙会长指出,为提升国内产业竞争力,需要符合我国当前经济现实的放宽管制措施。“因为管制的存在也有其可获得的价值,所以取消管制并非无条件地好,但在当前状况下,仍有许多不必要的管制放宽更好。”就此,孙会长补充说:“举例来说,我国有不允许开放型医疗法人进入的准入管制,而印度孟买没有这类管制,每年有100万人以上前往当地进行医疗及旅游消费”,“仅在孟买交易所上市的医疗法人就有110家。”

简历

▦1939年生于首尔 ▦1957年毕业于京畿高中 ▦1961年首尔大学法学系学士 ▦1968年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研究生院经营学硕士(取得MBA) ▦1987年首尔大学经营学院最高经营者课程 ▦1977年三星火灾代表理事社长 ▦1991年三星火灾代表理事副会长 ▦1994年起 CJ代表理事会长 ▦1995年起 CJ集团会长 ▦2005年起 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 ▦2005年起 税制发展审议委员长 ▦2006年起 环境保全协会会长 ▦2011年起 国家竞争力强化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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