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欧元区国家陷入危机,但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却似乎站在另一边。尤其是瑞典,其税负仅次于丹麦,却贫富差距小、国民幸福指数高。因此,在理论框架内分析和展望瑞典福利国家模式的尝试层出不穷。
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呈现的是作者在瑞典南方大学任教25年、近距离观察到的瑞典。作者接触的人群十分多样,从政治家、高等法院法官、幼儿园教师、已退休的邻居老夫妇,到上门修锅炉的管道工。
一方面有人说福利与增长无法并存,另一方面有人说为福利而征收的高税收会对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然而瑞典在1990年代初经济危机之后,通过劳资政大妥协、经济与福利政策改革等,直到2009年维持了平均2.4%的GDP增长率。这一数字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的1.8%。此外,其福利支出达到美国的两倍,经济增长率却比美国更高。
不过,瑞典模式可以参考,却不可能完全照搬。作者首先指出,“瑞典用50多年建成的福利制度,我们不可能一夜之间建成,因此瑞典并不是我们的直接替代方案”,同时表示“尽管如此,考察瑞典的过去与现在、其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将为思考韩国社会的现状提供重要契机”。
如此看来,瑞典是一个打破有关税收、福利与增长的一般常识的国家。作者将其依据归结为经济学家无法量化的变量,即国民对国家和福利制度的信任。
在这个国家,政治家是最辛苦的职业。因为采用常设会期制,除夏季两个月外,国会几乎开会10个月。除公务外每天都必须上班。议员在4年任期内人均立法数量达87件。在总共349名议员中,提出200件以上法案的议员有43人。令人吃惊的是,议员连一名个人助理都不能配备,政治家必须自己到议会图书馆翻查资料。情况如此,也就不得不转行。作者介绍说,其离职率高达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