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韩国国民的幸福满意度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4个成员国中几乎垫底(第32位)。按OECD的“幸福指数(BLI)”,过去几年韩国还排在高出8~10位的位置,但在加入基尼系数、贫困率、社会公平性等指标后,韩国跌至生活质量恶劣的国家之列,身后仅有土耳其(2.90)和墨西哥(2.66)两国。
“国民幸福”正成为热门话题。已全面进入大选角逐的总统竞选人也像约好了一样,争相提出重视个人生活与幸福的口号。前新国家党代表朴槿惠以“我的梦想得以实现的国家”为口号,提出了5000万国民幸福计划;民主统合党常任顾问孙鹤圭主张“有晚餐的生活”,前庆南道知事金斗官则提出“给我力量的国家”“平等国家”。有分析认为,随着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各类经济指标与个人实际生活质量之间的落差扩大,重视个人生活的口号正成为时代精神。
的确,如今大韩民国的男女老少,谁看起来都不怎么幸福。房地产、就业、教育,没有一项让人舒心,生活状况恶化是主因,但相对剥夺感也被视为一个原因。在研究幸福的学者的理论中,有所谓“伊斯特林悖论”。
收入增加了,相对剥夺感也加重
1970年代中期,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发表研究结果指出,孟加拉国、不丹等贫困国家国民的幸福指数较高,而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幸福度较低,并主张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国民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收入增长便不再影响幸福。与伊斯特林观点一致的学者认为,人均国民收入2万美元是幸福指数陷入停滞的时期。而韩国正站在这一节点上。
发表幸福指数论文的这位教授补充说明:“要让国民过上满意的生活,获得充足收入和稳定就业固然重要,但在此过程中也须同时思考如何减少财富集中和极贫人口。”
问题在于,虽然知道解决办法,却难以落实。在中产阶层萎缩、低收入层和自营业者增加的经济结构中,要在短期内提高收入平等程度、构建实现“幸福”经济发展的体系并非易事。
但也不可对政府和当政者期待过多。几年前在达沃斯论坛发布的未来报告《Future Mapping 2030》预测,目前为16.8%的个人权力到2030年将升至83.2%,而国家权力将从目前的69.3%降至2030年的30.7%,出现逆转。意思是国民应降低对政府作用的期待值。
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数十年来为经济发展奔跑的我们,只是被不断的竞争和相对剥夺感所驱赶,甚至没有喘息之机去感受幸福是什么。因此总是为眼前的生计所迫,被困在“幸福就是为更好的未来牺牲现在”这一经济发展时代的幸福范式之中。
应摆脱经济发展时代的范式
或许我们一直忘记了:早晨睁开眼时,全家人健康地在身边,有可以去的工作岗位和学校,这个“现在(present)”本身就是一份“礼物”。
学者们努力为幸福赋予客观数值,但幸福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当主观的价值。所幸据专家所言,幸福只要反复学习和熟练,掌握的可能性也会提高。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卡尔·皮勒摩所著《如果你也知道我所知道的》,把从1000多名70岁以上老人那里听来的人生答案整理成30条。这本书被称为向人生智者询问通往幸福人生、无悔生活之路的“人类遗产项目”。个人最心动的智者答案是“不要把旅行推到明天”。假期临近,一想到要去旅行,便自然而然地幸福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