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7-04 | 송태권논설실장

[周四晨间]请唱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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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主化难道是刚从天上掉下来的万能法宝吗?毫无新意,却闹得沸沸扬扬。并非法理专家的政界人士随心所欲地对宪法作各种解释,更是蔚为奇观。

经济民主化自1987年起就实际存在于我国宪法第119条第2款之中。“……为实现经济民主化,可以进行规制与调整……”追溯上去,第五共和国宪法、第三共和国宪法也都具备实现经济民主化的工具。再往前,则是1948年的制宪宪法。作为其范本的德国魏玛宪法,早在100年前就明确规定了国家干预自由市场的依据。

政府的市场规制政策,自光复以来60多年间也在这一基础上大体平稳运行。但值得注意的是,规制的松紧并非随宪法条款的强化或弱化而变化。规制力度的调节,是依据经济状况等整体时势而进行的。即便不去纠结宪法文本,历届政府该管的都管了。作为首个进步政权的卢武铉政府反而放宽了出资总额限制制度。

来看近期报纸引用的两位专家的意见。两人都在金钟仁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德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自由放任、社会市场经济、国家主导的统制经济这三种经济模式中,宪法第119条更接近社会市场经济。若把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向两个极端解释,就会失之勉强。忽视这一特性而展开的经济民主化争论,只会加剧利益集团间的冲突。”(张永洙)“宪法经济条款在自由与统制两个极点之间,为国家干预设定了非常宽的空间。这正是过去威权政府能够广泛动用强硬与温和手段、在短期内实现高速增长的法律背景。”(金亨性)

正是如此。我国既不是自由放任体制,也不是计划统制体制。立法者在保障市场自由的宪法第119条第1款之后加入提及规制的第2款时,是要它与第1款和睦相处,而不是放进去让它们打架。那么道路是明摆着的。国家在尊重市场自由的同时有节制地介入即可。正因为一直这样做,才创造了经济奇迹,成为全球第七个20-50国家。

然而如今却突然为此闹得天翻地覆。因为大选临近。战略战术的靶子已经确定,就是财阀。方法和手段也已找好。问题在于进攻的名义和力度。此时“民主化”这一口号正合适。面对大众时,只要挂上民主化的旗帜,什么都会闪闪发光。

这就是当下经济民主化喧闹的实质。是过去数十年每逢选举就像松鼠踩轮子一样进进出出的那套“财阀说辞”。这次虽包装得好像有多么深厚的哲学内涵,但经济民主化的概念和工具毫无新意。它自1930年代大萧条、修正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以来一直存在。其政治版本就是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问题儿童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21世纪我国的执政党,却把这样陈腐的东西重新翻出来,展开脱离现实的争论。

也该收起这套老掉牙的说辞了。财阀即使壮大,只要政治清廉就没有大问题。财阀规制之类交给技术官僚,执政者描绘大格局,国民才会幸福。信息通信技术正在飞快改变世界。全世界都在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体制。在这样的地形下,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时间在陈旧框架的原则性争论中打转。大选竞逐应成为面向未来的国家范式的比拼舞台。不要改编过去的老歌,而要给国民唱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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