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最大的风险因素,外部被认为是欧元区(使用欧元的17个国家)风险,内部则是家庭负债问题。事实上,欧元区危机并不是值得重新惊讶并过度反应的议题。这可以看作是早已被预见的事情随时间推移而显现的一系列过程。
去年10月笔者曾通过本专栏指出,把语言、历史、文化各异的国家在没有财政和政治统合的情况下纳入统一货币这一个围栏之内,欧元区问题带有先天性、结构性局限,根本治愈不可能。许多投资者在等待各种会议、首脑会谈、选举结果,期待有所解决。但期待实质性解决方案实属勉强。市场稍稍恢复稳定后又跳出另一个风险、危机感再度升高,这种现象只会反复,最终将出现与欧元区解体无异的结果。
这类外部风险不是我们能够控制和调整的因素,而是既定条件。因此,与其惊慌失措地过敏反应,不如富有洞察力地看待今后展开的世界经济,同时不错过并善用外部因素危机中随之而来的机会。欧元区和美国经济导致外部市场缩小固然是阴暗面,但作为竞争对手的发达国家及其企业处境更为艰难,相对而言对韩国和韩国企业可能成为有利的机会。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外部市场萎缩等类似的忧虑也曾很多,但反而成为韩国经济比其他国家更能跃升的条件。
如今韩国经济危机的问题不在外部因素。经济与金融政策制定者对韩国经济问题的僵化认识、轻率判断和错误处方才是更大的原因。正视内部经济状况的根本问题,以恰当的对策不错失时机地加以解决更为重要。今年以来急剧恶化的家庭负债问题就是典型例子。在失业率上升、房地产价格暴跌、景气低迷等内需经济困难的情况下,金融政策当局从去年6月起为勒紧家庭负债的缰绳,通过第一金融机构诱导贷款管制,仍觉不够,今年初又出台了针对第二金融圈的贷款管制作为二次对策。
家庭负债逾期率急剧上升早已是可以预见的事情。如今看金融政策当局因逾期率上升而谋划针对家庭负债的种种应对措施,无异于把盘中的沙粒打翻后再手忙脚乱地去捡。
个人家庭可以通过减少消费支出来偿还负债。但相互出售商品和服务以维持生计的家庭群体,如果同时全都减少消费支出,就等于把自己逼入永远无法偿还负债的境地。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国家或大洲。然而包括政策制定者在内的许多人不理解或不接受这一原理。例如,欧元区的国家和银行对过去过度借贷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反应过度,走向极度紧缩,反而使状况进一步恶化。
韩国也在走类似的路径。对金融危机后收缩的金融机构,本应要求其不要保守地过度依赖抵押贷款,而对被判断具备偿还能力的家庭增加信用贷款,采取灵活应对;但金融监管却扩大了贷款管制,结果使本已处于低迷局面的内需景气更加冰冷。
家庭负债达到1000万亿韩元、逾期率上升,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紧张并加以关注是理所当然的。但在一切都收缩的情况下,若因对过去过度贷款的过度反应而使信用进一步紧缩,即便从欧洲和美国等先例来看,也应注意到:为抑制负债和逾期率的增加,反而可能导致更严重的贷款不良和长期萧条。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的范式正在改变。像过去那样由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消费增加—经济增长相连的增长模式,已难以在韩国继续通用。
冰封的内需景气,第一步应从化解信用紧缩开始融化。由此消费增加、就业创造,才能重振内需景气。同时,现在是政府更为果断地即使编制追加预算,也应把支出最大限度地增至可承受水平,积极着手刺激景气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