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布什政府的最后一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2008年秋天做出了严重误判。雷曼兄弟破产后,他以"救助华尔街不是财政部的使命"为由拒绝提供救助资金。财政部宣称不再有救助的方针,等于是向熊熊烈火上浇油。
曾表示不会对华尔街道德风险坐视不管的保尔森改变心意的决定性契机,是中国抛售美国公债事件。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的中国争相抛售国策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债券,保尔森大为慌乱。因为与世界上最安全资产美国国债无异的这两类公债价格暴跌,被视为美国信誉的坠落和美元霸权的崩塌。他最终转而支持由在野党民主党主导的7000亿美元规模救助法案(TARP)。不仅如此,为了恳请通过该法案,他甘愿在国会领袖面前跪下受辱。
美国的中国冲击,为当时如履薄冰、其境况堪比第二次外汇危机的韩国带来了意外的幸运。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与韩国银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其间有无数幕后故事,其中之一便是韩国央行纽约交易台抛售美国国债。韩国央行为筹措用于防守外汇市场的美元,把持仓转为卖出。继中国之后连韩国也转身而去,美国财政部出面说服FRB自然在理。无论抛售美国国债是否为韩国央行对美施压的牌,效果都是满分。
冲击全球经济的欧洲财政危机信号来自欧洲国债市场。国债收益率7%被视为区分国家是否违约的马奇诺防线。越过这条线的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无一例外接受了救助资金。超过6%的意大利则每天都在与利率作战。把国家财政折腾空的南欧道德风险,在本国政坛或许行得通,但在无异于弱肉强食丛林的国际金融市场上行不通,只会招致市场的残酷报复。
欧洲财政危机给出的启示,不仅在于确保财政健全性和对民粹主义的警告,还在于国债与经济主权直接相关这一点。这与流动性外流层面的股票抛售不可同日而语。无论美国如何以汇率操纵国之名施压都不屈服的中国,其力量正源自其作为美国国债最大投资国的地位。
或许因为外汇危机的冲击,对我们而言经济主权被局限于对外支付能力的问题。危机应对之策也聚焦于充分积累外汇储备、降低短期外债比重以扩充外债偿还能力。对外支付能力大幅改善是可取的,但现在有必要扩展经济主权的概念。只执着于扩充偿还能力是消极概念。把违约风险降至最低是基本,还应超越这一点,扩展到在紧急时刻维持债券价值稳定性。要让国债不被外部风浪动摇,最好是平衡财政、尽可能少发行,并像日本那样由本国人吸收大部分,但这在现实中不可能,也并非一定可取。
我国国债市场的现状是:在连续四年财政赤字下发行余额膨胀至400万亿韩元,且因外国人大举买入,2008年为7%的外国人持有比重已逼近20%。福利支出不断增加,而潜在增长率却越来越低,今后只能更多地发行国债。有报告称,考虑到应对低生育、老龄化趋势的支出需求,目前为35%的国家负债比率到2050年将达到138%。到那种程度就是借债还债的灾难水平了。那么方法有两个。除了精打细算经营国家财政,或者建立应对抛售的内部缓冲装置,别无他法。国库状况无人过问,政界急于讨好而不得,甚至连国债稳定基金都没有,这就是现实,因此南欧上演的惨烈景象,看起来并不像别人的事。
向大韩民国国债一问:你安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