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一下孩子的成长期。爷爷或奶奶传授处世的大智慧,父亲或母亲告知生活的小道理。如果说从父母那里学到“战术”,那么从祖父母那里领悟的是“战略”。
如今的世道如何?据说连小学都还没上的孩子,会对没有好好满足自己要求的母亲反问“你是继母吧”,会问前来照看孙子孙女的奶奶“为什么到别人家里来吃饭睡觉呢”。当然这有夸张成分,但由此可以窥见今天我们家庭所面临问题的核心。
我们的孩子进入学校后,在过度的升学竞争之下生活,只能为自身生存而拼命挣扎。作为公共品的教育过分强调卓越性与效率,以致培养“成人”的教化难以真正实现。况且在现代社会个人化趋势下,他们成年后忙于自己的生活,很难拥有体谅他人之心。
我们社会之所以更多冲突而非和合,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便在于关于共同生活之共同体的人性教育在家庭和学校都已枯竭。其核心处正是家庭的变化。这不仅仅是从大家庭制向核心家庭制的形态变化。亲属这种世代相传的血缘意识正在削弱,取而代之出现的是以夫妻为中心的水平关系。家庭这一生活共同体正在变为追求利益的结社体。
有预测称,韩国今年独居的单人家庭已超过450万户,到2015年将达到500万户。单人家庭比重已达25.3%,超过两人家庭的25.2%。单人家庭构成比虽仍低于欧洲国家,但高于其他亚洲国家。重要的事实是,比起“未婚”,“非婚”正在增多,事实婚或单纯同居等非标准家庭正在增加。也就是说,比起想结婚而未能结婚的未婚者,根本不愿结婚的非婚者为数不少。进而在韩国,萨特与波伏娃式的伴侣婚也在缓慢出现,可谓介于结婚与同居之间的契约婚姻正在登场。结婚成为选择而非必需,人们以一种伴侣婚的方式看待婚姻。
但很难说韩国社会正如西方那样出现后现代家庭。更应看作是以夫妻为中心的核心家庭主义正在取代传统家族主义。正如重男偏好正转向重女偏好,重视血缘的传统家族主义正走向以亲密性为中心的核心家庭主义。我们所经历的生育率下降、离婚率上升、三代同居减少等,原因可归于女性教育水平和经济能力的提高,但也可以说以标准家庭为中心的家庭政策反而带来了家庭的解体。
如今必须寻找与多样形态家庭出现相适应的新政策范式。有必要像法国的“公民连带契约”或德国的“生活伴侣关系”法案那样,建立能够照顾非标准家庭的支援体系。因为对于不属于标准家庭的事实婚或单纯同居家庭,需要在保育、医疗、住房、继承等方面为伴侣提供制度性支撑。
我国国民有关结婚与生育的生命周期正在改变。晚婚或干脆不婚的非婚者增加,以及推迟或放弃生育,使生育率急剧下降。这可能通过生产力下降进而演变为未来资本积累的危机。亟需转换政策范式,以跟上急剧变化的家庭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