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19届国会任期开启,财界与政界的矛盾日趋激化。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下属韩国经济研究院4日在政策讨论会上主张:“政界所主张的经济民主化,其含义是对市场经济的补充”,“即便国家介入市场,也必须遵守控制国家权力滥用的宪法原理”。对此,新世界党的政策核心人物、最高委员李惠训反驳称:“市场自由只能在民主主义允许的范围内谈论”,“财阀改革才是经济民主化的先决条件”。在年底大选之前,财界与政界利益尖锐对立,这预示着双方将展开激烈攻防。
我们认为,首先应明确厘清关于市场自由的宪法精神。宪法第119条第1款明确规定“大韩民国的经济秩序最大限度尊重个人和企业的自由与创意”,第2款则规定“国家可为经济民主化进行规制与调整”。宪法学者的共同看法是,如果第1款是基本原则,第2款则只起补充作用。也就是说,不能本末倒置,仿佛经济民主化支配市场经济。
尽管如此,国会议员们却按政治策略随意解释宪法精神,因此才会出现要用法律束缚企业所有经营活动的时代错位构想。据悉,在新世界党的研究团体经济民主化早餐会上,有人提出面向大企业扩大集体诉讼制度、大幅提高罚款的方案。甚至连多个发达国家也在实行的宽恕制度(串通行为自首减免制)都被摆上手术台,还称将修改相关法律,定期监控大企业亲属公司的增长率和收益率,使其接受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的职权调查。照此下去,大企业即便在海外市场拼搏、赚取丰厚利润,也会像罪人一样畏首畏尾。
没有人反对经济民主化本身。但那种仿佛只要收拾大企业,经济民主化就会自动实现的政治口号,是大错特错的。如果我国现在确实处于必须从自由市场体制转向国家干预体制的迫切状况,那么先寻求修宪这类国民共识才是正确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