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18年。这一时期过后,韩国的人口范式将迎来重大转变,即从人口增长时代转向此前从未经历过的人口减少时代。根据Statistics Korea的未来人口推算,总人口预计将在2030年(5216万人)见顶后下行,劳动年龄人口则将更早在2016年达到顶峰后转入下降曲线,但对人口减少的现实诊断与系统性研究仍然不足。
发达国家比韩国更早经历低生育率,并推行了各种应对政策。考察那些已经历人口减少之痛的国家的应对之策,对于今后确定韩国人口政策方向、制定补充措施将大有帮助。
◇丹麦、瑞典:延长产假、缩短工时=丹麦1985年总和生育率(一名女性一生可生育的子女数)曾降至1.45,但到2008年回升至1.89,是接近人口更替水平(维持人口现状所需的生育率)的国家之一。从各年度推行的政策看,1985年将产假延长至6个月,1987年将每周工时缩短至39小时,1990年又进一步缩短至37小时。1992年引入儿童养育休假与儿童家庭养育津贴,2002年实施扩大父母休假制度。在生育力下降的1985年之后,政府着手扩大育儿休假、减少工作日数、发放津贴,营造让父母能把更多时间留给子女的环境。
瑞典2000年总和生育率为1.55,8年后增至1.91。瑞典很早就引入并推行各类育儿支援政策,如儿童津贴制度(1948年)、孕产妇现金给付制度(1980年)、儿童家庭养育津贴制度(1994年)等。在生育率骤降的2000年之后,又增设免费幼儿教育政策(2003年)和性别平等奖金制度(2008年)。结果虽尚未达到人口更替水平,但生育率持续上升,被评价为成功实现人口稳定的国家。法国自1993年引入弹性工时法后,女性工作与家庭的兼顾得到促进,生育率从1993年的1.65回升至2009年的1.99。
◇德国、日本:克服低生育率失败的案例=相反,德国和日本因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政府的消极应对,成为克服低生育率失败的典型国家。德国动用巨额国家预算提供高水平现金给付,但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低生育率现象持续。政府进入2000年代后为克服低生育率推出父母津贴、父母工时制、建设3岁以下儿童保育设施等雄心勃勃的对策,但低生育率始终难以回升。德国的总和生育率1970年为2.03,1990年降至1.45,2008年为1.38。
专家指出,这是德国因受阿道夫·希特勒政权影响,对鼓励生育采取慎重而消极态度的结果。希特勒政权曾组织“母亲十字军”等,实施积极奖励德意志人种生育的人口政策。日本在1989年生育率冲击(总和生育率1.57)之后开始推出积极的低生育率应对政策。1994至1999年推行以扩大保育服务和提升质量为内容的天使计划,2000至2004年引入并实施将育儿休假津贴提高到工资的40%、育儿休假延长至3年的新天使计划。然而日本仍深受超低生育率困扰。
原因在于使工作与家庭难以兼顾的日本僵化的劳动文化。日本雇佣不稳定、劳动市场缺乏灵活性,女性求职困难。生育后女性重返劳动市场更为艰难,因此晚婚增多,这又带来生育率下降的恶性循环。
◇今后人口政策方向=韩国的生育率已处于世界最低水平(2010年为1.24)。从现在起就应为应对人口减少而讨论积极的鼓励生育方案。
发达国家把家庭支援政策视为社会福利政策之一,在生育水平尚不低的时期就已起步。随后当生育水平降至人口更替水平以下时,便展开更积极的鼓励生育政策,许多国家成功提高了生育率。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下降是缓慢发生的,坡度平缓,因此提升起来也相对容易。
但韩国正经历生育率急剧下降,要扭转这一趋势必须付出比发达国家艰难得多的努力。首先应持续向即将进入生育年龄的人群宣传和教育生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年轻群体回避结婚的现象也是须解决的课题,为此需营造便于筹备结婚的环境。政府在2010年公布的低生育率·老龄化基本计划中已按领域制定了克服低生育率的重点课题,代表性内容包括工作与家庭兼顾、减轻生育与养育负担、营造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环境等。政府应避免让这些课题流于口头,而要高效推进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