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5-28 | 나윤석

[议题内幕] 受制于部门又受制于企业……缩短工时一波又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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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宇汽车富平工厂,一名工人正在进行汽车零部件组装作业。长时间劳动的惯例在汽车制造业尤为严重,延长工时超过12小时同时还在休息日上班的劳动者比例高达54.9%(以去年6月为准)。/Seoul Economic Daily资料库

“要跨越的墙比想象的还高,令人憋闷。”(韩国雇佣劳动部高层人士)

在近日举行的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李采弼就任一周年记者座谈会上,关于将休息日劳动纳入延长劳动的《劳动基准法》修正案立法的提问接连不断。

李长官表示:“对于长时间劳动问题以及必须加以改善这一前提本身,没有人存在异议”,但同时称“为了更有效地把缩短工时落实下来,将不被时间所迫、加快深入讨论”。

这实际上是在强调雇佣部大幅缩短工时以提升生活质量的政策推进意志不变的同时,也承认若劳资政之间的讨论无法在短期内找到共识,在本届政府余下不多的任期内完成立法可能存在困难。

据雇佣部统计,去年韩国劳动者的年均劳动时间为2116小时,远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其他发达国家水平。以2010年末为准,美国和日本的年劳动时间分别为1749小时、1733小时,英国和德国仅为1647小时、1419小时。也就是说,韩国劳动者比发达国家少则多干约400小时,多则多干约700小时。

在如此苛刻、不人道的条件下,劳动者被置于其中,而缩短工时的讨论却一再陷入困境,原因何在?

作为主管部门首长的李长官已多次表明将缩短工时作为重点课题并强力推进的意愿,但据悉知识经济部和韩国企划财政部虽在大框架下的原则上有共鸣,却认为与其仓促推进,不如用较长时间加以讨论。经营界也一直表示反对,称延续数十年的惯例若一夜之间改变,其冲击波将难以承受。结果,在其他部门的压制加上财界施压之下,雇佣部的推进动力丧失,陷入四面楚歌的局面。

◇长时间劳动根深蒂固的原因是……=据雇佣部人士3月发布的一份报告,韩国长时间劳动之所以根深蒂固,大致有制度性原因和惯例性原因。

从制度层面看,现行《劳动基准法》将延长劳动与休息日劳动分开界定。法定劳动时间为每周40小时,可再追加每周最多12小时的延长劳动,但休息日上班不计入延长劳动,因此实际劳动时间大幅超过52小时的行业众多。

据去年6月雇佣部调查,延长劳动时间达12小时以上且在休息日上班的劳动者比例高达12.6%,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分别达到30.1%、54.9%。在上周的座谈会上,李长官指出:“把休息日劳动与延长劳动分开的概念在国外很难找到”,“这是必须改善的部分”。

现行《劳动基准法》另行指定了经劳资协议可不对延长劳动设限的工时特例行业,包括运输业、金融保险业、广告业等12个行业。劳资政委员会已于1月提出包含缩减工时特例行业内容的公益委员协议方案,但这同样不清楚将于何时完成立法。

除上述制度层面的局限外,韩国的劳动文化也被指为助长长时间劳动的原因。雇佣部一位人士指出:“因看上司眼色等造成的不必要超时劳动很多,受职场氛围影响,积极休假也有困难。”据去年6月政府调查,韩国劳动者的年假使用率仅为61.4%。

◇政策推进过程……=2004年以后按企业规模分阶段引入的每周40小时制,自李长官就任一个月后的去年7月起,扩大到5人以上、不足20人的事业场所。

1月,李明博总统在青瓦台首席秘书官会议上以提升生活质量、创造就业、促进消费等理由,指示研究缩短工时,李长官也开始显露正式推进的意愿。

1月24日表明将修改《劳动基准法》以把休息日劳动纳入延长劳动的方针后,他走访了通过改革轮班制成功改善长时间劳动的企业并不吝鼓励;3月末考察美国整车企业归来后,还对韩国汽车企业的低生产率提出批评。

从此时起,称其行事有韧性的声援与批评其急于制造舆论的声音开始并存。总统指示后不到半年的现在,形成了本届政府内立法实际上已很困难的氛围,这从反面印证各界的批评压倒了部分消极的声援。

◇经营界反对……劳动界看法也有分歧=正如雇佣部公务员的感叹,政府要跨越的墙过高过硬,经营界起了很大作用。“缩短工时→新增招聘→人力成本负担加重”是包括企业在内的经营界批评的理由。

2月参加与李长官座谈会的经济团体负责人们,在表达“应考虑政策急剧转向带来的企业负担”这一迂回不满的同时,也提出批评称“首先要找到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交汇点,政府仓促单方面推进政策并不可取”。

据大韩商工会议所最近以302名企业人事劳务部门负责人为对象进行的“企业对第19届国会劳动立法方向的意见”调查结果,高达53.6%的企业将缩短工时列为对经营最有负担的因素。

韩国经营者总协会经济调查组长河相祐担忧称:“除新增招聘之外,劳动者要求补偿工资带来的时薪上升,以及工作制度变更和随之而来的人事管理系统变化等,都将给企业造成不亚于人力成本负担的大问题。”

关于创造就业的效果,河组长预测称:“时薪雇佣成本增加很有可能导致劳动需求减少”,“若缩短工时后经劳资协议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代替收入减少,创造就业可能几乎不会发生”。

政府推进政策不得不“过了一山又一山”的更大原因在于,即便在劳动界内部意见也存在分歧。

在一线劳动者中,持怀疑态度者不少,因为若缩短工时在政策上成为现实,不仅难以拿到休息日津贴,还会因要求补偿工资而再添一处劳资矛盾的火种。

李长官似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座谈会上指出:“不可能什么都得到”,“随着生活质量提升,一定程度的工资下降是必须承受的部分”。

相反,作为代表劳动者利益机构的劳总想法不同。对于年内立法是否已变得困难的疑问,韩国劳总企划调整局长郑胜熙强烈批评称:“一有机会就强调缩短工时意志的雇佣部,有义务和责任迅速说服其他部门和经营界等的反对,使政策立法不至于不了了之”,“若最终推给下一届政权,那只是不负责任、无主见、无能力的表现”。

如此看来,本届政府任期内的立法确实无人能够保证。但若相信李长官所说“对于缩短工时本身,没有任何部门表示异议。现在的情况是不被时间所迫、继续讨论”,那就不必提前放弃与发达国家并肩、摆脱“只会干活的大韩民国”的那一天的希望。与李长官座谈会结束后,雇佣部一位高层公务员这样说道。

“历史的时针没有倒转的道理。万一今年立法未成,大选之后无论哪个政权上台,缩短工时都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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