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结构调整过程中被停业的储蓄银行,其外部董事和监事大多出身于韩国金融监督院、韩国监查院、检察机关、法院等权力机构,其中还有部长、副部长级出身者。第一、第二轮结构调整中关门的储蓄银行也并无不同。
储蓄银行弊案的核心是大股东。大股东将储蓄银行私库化,各种舞弊与违法、脱法行为因此横行。未来储蓄银行会长金灿京的挪用、背信案例即为典型。未来储蓄银行虽有警方高层干部、部长检察官、存款保险公社干部出身的外部董事,但对金会长而言却是无法之地。所罗门储蓄银行和韩国储蓄银行同样如此。在不良资产恶化到被停业的过程中,虽有金融监督院、韩国监查院、存款保险公社、法院出身的监事和外部董事多人在任,却只是旁观者。甚至有传闻称,部分外部董事察觉停业迹象后提前取出存款,当局正在调查。
储蓄银行引入外部董事和监事委员会制度是在2001年。当时相互信用金库改名为相互储蓄银行,该制度随之引入。既然提升到可以使用“银行”名称,就应强化对大股东的制衡,这是其初衷。但外部董事未能发挥监督作用。实际查看储蓄银行事业报告书可以发现,董事会上外部董事几乎没有表示过反对意见,正如长期以来无数次被指出的那样,完全是举手机器。
包括外部董事在内的内部监督制度需要根本性改革。不能像现在这样由权力机构出身者构成,充当大股东的保护伞。应回归最初宗旨,发挥阻止大股东专断和违法、不当行为的作用。要从选任制度开始改革,并加重责任。一旦查出大股东挪用、背信等重大违法行为,不仅监事,外部董事也应被追究责任。若强化责任,就没有人会轻率地考虑出任外部董事。也可考虑由独立机构而非大股东负责外部董事的选任。外部董事本人的认识转变是必需的。必须觉悟到,“不都是这么回事吗”这种轻率想法,会毁掉一家企业的命运和自己毕生积累的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