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半个世纪内创造了世界史上的奇迹,但在应当从量的扩张迈向质的成长之际,如果仍无法摆脱机械式、无条件的平等意识,恐怕很难指望这样的成功继续重复。威权主义应当排斥,但若连源自长期经验与专业性的权威和领导力也一并拒绝,则会陷入困境。
不妨看看行政部门的"轮岗"或立法机关的"任期切分"问题。关键或许在于评价是否公正,但无论在哪个组织,一到人事季节,"那样的人都能干,我为何不能"、"好位子你一个人占着行吗,应该轮着来"这类隐含的质疑,在我们社会一直普遍存在。
发达国家的公务员大多长期在专业领域任职、积累专业性,因此更有可能在该领域提出最出色的解决方案;而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若不在要职与闲职之间轮换,就被视为人事失衡,于是尽管听到"刚熟悉业务人又换了"的抱怨,无论在中央部门还是一线区政府,往往都要周期性、机械性地调换职位。结果,由未能深入掌握业务的负责人决定和执行的行政服务质量下降,其损失最终完全由国民承担。
在第19届国会组建院务之际来看世界主要国家的议会,包括议长任期在内的议会运行周期与议员任期相同;而我们则把前半期与后半期的院务构成分别进行,使一个任期内可以产生两名国会议长和两名各常任委员长。此外,其他所有常任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为2年,而便于为选区争取预算的预算决算特别委员会委员任期却为1年。即便如此,直到不久前预决特委委员长的任期还是2年,如今与伦理特委委员长各分1年已成惯例。预决特委委员长尚可理解,如今连一般常任委员会的任期也被切割。因为当上三届议员后总得担任一次常任委员长,而位子有限,于是开始把任期各切一年。司法部门似乎也不例外。大法官与宪法法官分别依据宪法第105条第2款和第112条第1款可以连任,但最近20年间没有连任的案例。
只有把国会议长的任期延长至与议员任期相同的4年,摆脱已经过度的常任委员长量产体制,议会的专业性与权威才会提高,也才能更充分地履行立法机关对行政部门的制衡与均衡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