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欧洲的衰退,以及亚洲的崛起。在世界秩序中霸权正在转移之际,亚洲被视为美国与欧洲的文明替代选项。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指出的,迄今为止亚洲一直在欧洲中心主义之下,被“东方主义”(orientalism)这一欧美尺度所贬低。即若说欧洲理性而富有活力,亚洲则情绪化而停滞。然而进入21世纪,亚洲在财富与权力、知识与文化的创造上正上升为世界的中心。
亚洲的世纪果真正在到来吗?我们从过往历史中学到,自虐固然不好,过度自信更糟。亚洲的崛起并不意味着美国与欧洲的没落。相反,作为对东方主义的反作用,应警惕西方主义。亚洲并非全球经济危机的死角。有必要审视当今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主要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中国正从以增长为中心的“保八”政策,走向在稳定中协调增长与分配的“稳中求进”。中国试图通过减税扩大内需的景气刺激来提高国民收入。然而作为世界工厂,奢侈性消费品的引入规模惊人。此前过度的房地产开发导致供给过剩,存量过多。虽然试图通过住宅与楼宇的破格降价来消化存量,但据说即使等三年也难以解决。这种情况下预计将出现高达9300亿美元的损失,并可能导致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1.5%。以上海与贵州为例,城乡差距高达8倍。特别是前1%占据了全部财富的41.4%,可见严重的两极化正在推进。
日本自福岛核电站事故以来持续遭受不景气困扰。据称因部分核电站停运而筹备替代电力至少需要20年。战后首次在计划停电之下,制造业只能部分开工,向亚洲其他国家的工厂转移不断增加。尽管拥有大量原创技术,但产业空心化正带来出口萎缩下的低增长。贸易国家日本去年时隔31年出现贸易逆差,成为难以置信的现实。政治则因领导力缺位而混沌不明。背负世界最高国家债务的日本,因持续的财政赤字,负债比率高达233.4%。
韩国的烦恼在于不断增加的家庭负债与国家负债。大多数家庭无法以所得收入偿还负债。可支配收入对比的负债比率高达156.5%。这高于美国次贷泡沫破裂前夕的137.7%。家庭之所以仍能维持,是因为只支付利息而不偿还本金。然而一旦住宅价格下跌、利率上升,家庭负债极有可能立即转化为经济危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420万7000亿韩元债务之外,再加上286家公共机构的463万5000亿韩元债务,国家负债达884万亿韩元。这相当于GDP的71.6%,远超适当国家负债比率50%。
亚洲的经济崛起多少被夸大了。中国、日本、韩国应正视这一点,努力建设能够利用资源与市场的区域共同体。自由贸易协定(FTA)只是一种手段,扩大人与文化的交流更为重要。韩国应摆脱自认工业化与民主化成功的自满。我们所需要的福利,在于超越物质给付、扩大公民权利。这是从不通与不信走向信任与沟通的最佳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