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国内并购(M&A)动作不断,但本土投资银行(IB)却似乎遭到“排挤”。作为制度基础的Capital Markets Act修正案未能跨过国会门槛,而在市场上又被外资IB挤压、在大型并购交易中被边缘化,可谓双重困境。
金融委员长金锡东在第18届国会最后阶段为推动Capital Markets Act修正案通过而挤出时间四处奔走,但业界气氛早已冷却。受“Capital Markets Act=对冲基金”这一错误偏见阻碍,“政权末期恐怕难以通过”的悲观情绪浓厚。
韩国国内券商已在假定法案通过的前提下完成增资。去年底,大宇证券、友利投资证券、Samsung Securities、现代证券、韩国投资证券等5家大型券商为满足自有资本3万亿韩元以上的条件,实施了有偿增资。但随着Capital Markets Act在国会通过被推迟,大规模增资最终化作自有资本收益率(ROE)下滑的回力镖。Capital Markets Act修正案允许将自有资本增至3万亿韩元以上的IB开展主经纪商服务等新型IB业务,但由于法案通过前景难以乐观,如何为增加的资本金找到新的收益来源成了紧迫课题。本就自有资本利用率偏低的券商,因轻信政府之言而通过增资募得的资金无法有效消化,暗自苦恼。
相反,并购业界的格局却日益向外资倾斜。在大型交易中,韩国国内客户也更青睐业绩记录更丰富的外资IB,本土IB连挤进市场的机会都没有的案例频频出现。事实上,在熊津控股出售熊津Coway、Eugene出售Himart等交易中,本土IB甚至连出售主承销商的选定都不知情,沦为“被排挤者”。熊津Coway出售与Himart出售的主承销商分别由高盛和花旗环球证券担任。
交易规模越大,这一现象越明显。业界一致认为,这更多源于认知差距,而非本土IB与外资IB的实力差距。金融界一位相关人士表示:“外资IB掌握更多海外收购方资源池,并购经验也更丰富,因此普遍认为其失败概率更低”,“政府或公共机构为培育本土IB,有时会特意让本土IB参与交易,但在民间市场,本土IB处于绝对劣势。”
政界认为,如果Capital Markets Act在第18届国会未能通过,可在第19届国会重新推动,但业界认为IB市场的处境并不宽裕。其解释是,在国内市场本土企业已被严重边缘化的情况下,时间越推迟,外资IB独占的局面只会进一步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