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福利支出自经济度过高速增长期、开始进入低增长期的1990年代以后开始剧增。这一时期的福利支出以四大社会保险的引入与扩大、国民基础生活保障制度的引入等社会安全网扩充为先导,年均增长率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进入2000年代后,随着育儿支援与社会服务扩大、基础老龄年金和老人长期疗养保险的引入,福利支出的增长进一步加速。
中产阶层以下税负扩大不可避免
4·11大选前政界迸发的免费福利承诺预示着,我国将不可避免地从此前的“低负担低福利”类型转向“中负担中福利”或“高负担高福利”体制。福利支出中约89%由对象和给付水平由法令规定的法定支出构成。这意味着即便不引入新制度或扩大对象,仅维持现行制度,福利支出也会自然增长。在老龄化加速的当下,即便仅维持现有福利制度,GDP中福利支出的占比也预计将从2010年的约8.9%~10.9%增至2030年前后的约15.2%~20.6%。
这种福利支出的增长意味着相应的国民负担率上升。问题在于,大多数国民倾向于认为这种福利支出和税收增加的前提是高收入层的税负增加,而非自身负担上升。若以他人而非自身负担增加为前提来认为需要扩大福利支出,那么很可能会表达出高于社会适当水平的福利支出更为可取的意愿。
在以公共扶助型福利为根基的福利体制中,由富裕层负担、低收入层受益的再分配政策是适当的。但当福利受益者扩大至中产阶层,进而扩展为普惠型福利时,税负主体也不可避免地扩大到中产阶层,乃至低收入层。
实际上,一直推行普惠型福利政策的北欧国家,其不因收入而产生税负差异的增值税率(韩国为10%)已超过20%。此外还需注意,劳动所得税比重较高,而高收入层税负较重的资产所得税比重相对较低。
近来作为扩充税收方案被热议的针对富裕资产的巴菲特税,从累进税制的角度看是可取的,也能赢得大众欢迎。但需注意,仅让富裕层承担额外税负,相较其象征效果,实际增税效果并不大。
引入社会保障税,管理在适当水平
因此有必要思考,当税收增速跟不上支出增速时,最终由谁来承担负担。此外,在人口老龄化急速推进的局面下,还会产生未来一代和年轻一代比当代和中老年一代承担更多福利支出负担的代际公平问题。
为福利支出而增加税收的必要性已到了无法回避的阶段。与其在宴席结束后拿着账单争吵,不如举办一场分担预期费用的宴席,这不是更明智吗?如果增税不可避免,不妨像法国那样,将附加于所得税、汽车保险费等之上的社会保障税(暂定名)引入方案摆上政治的审判台。与其在不知不觉中让难以察觉的税负悄悄增加,不如让国民切实感受到福利支出带来的负担,从而使我们社会能够对适当的福利支出与国民负担率作出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