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4-10 | 이현호

[记者观察] 防谍业务规定是反恐法的前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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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拟以总统令形式制定反间谍业务规定的动向,争议正在升温。该规定以构建、运营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反间谍机关活动统合系统为名义,但实际内容是国家情报院对警察和国军机务司令部等各反间谍机关拥有规划与协调权。

国家情报院去年12月通过立法预告公布,计划制定由所有反间谍机关参与的统合反间谍系统构建与运营规定。理由是为应对外国情报机关全方位的国内情报活动,由于缺乏政府层面的反间谍体系而难以有效应对。国家情报院已拟定反间谍业务规定草案,目前正委托韩国法制处进行法案审查。

但此举被批评为,是国家情报院自2001年起推动、却因权限过度强化及侵犯人权之忧在国会受阻十余年的反恐法的另一种形式。

据提交至韩国法制处的反间谍业务规定,国家情报院院长拥有国家反间谍业务的规划及协调权,接触外国人或外国情报机关前须事先义务性通报国家情报院院长。

此外,还规定设立并运营以国家情报院院长为委员长,外交通商部、韩国法务部、行政安全部、国务总理室次官级人士及警察厅厅长、机务司令官、国防情报本部长参与的国家反间谍战略会议等。对此,国会情报委员会方面担忧,这与立法预告不同,实际上是打算将所有反间谍机关置于国家情报院控制之下。反恐法十余年来始终未能在国会通过。

随着产业技术外泄等外国人、外国情报机关的活动明显增多,强化反间谍活动的必要性不可否认。但必须认识到,韩国国民至今仍留有国家情报院过去严重侵犯人权的记忆。

国家情报院若要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之外,消除将反间谍业务规定视为“第二个反恐法”的误解,似应首先展现能够说服国民与国会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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