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日本正围绕向所有老年人发放的基础年金——韩国国民年金(与韩国的国民年金有所不同)改革问题争论激烈。原因在于老年人口激增,需要支付的年金规模庞大,而用于填补的政府财政却严重不足。
日本的年金制度源自德国模式。被称为俾斯麦型的德国年金制度是典型的收入比例年金,特点是“多缴多得”结构。然而随着低增长固化、平均寿命延长导致老年人口激增,制度维持日益困难。在相似处境下考察德国与日本两国如何应对,对我们构建养老收入保障制度不无启示。
作为俾斯麦型年金制度鼻祖的德国,在社会保障负担加重、可持续性亮起红灯后迅速着手收拾局面。挺身而出解决问题的是格哈德·施罗德总理。洞察问题严重性的施罗德以“2010议程”为旗帜,大幅削减年金给付,同时全力强化可作补充的社会安全网、提升劳动市场灵活性。这样的改革给施罗德个人带来惨痛结果:传统支持力量社民党转身相背,政权移交给右派的安格拉·默克尔总理。
但德国在国家层面获得的回报极为巨大。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德国失业率反而下降,就是一个鲜明例证。对经济危机后德国国家竞争力如何提升感到好奇的美国,去年9月在《华盛顿邮报》刊登了有关德国的专题报道。
支出额50%由财政承担也吃力
身为长寿大国却已出现人口减少的日本,其应对方向与德国相反。对自小泉纯一郎首相时期起推动的面向一般国民的厚生年金(收入比例年金)与公务员年金的合并运营态度消极,而为消除养老不安,却积极推动由国家财政全额承担年金支付财源的最低保障年金制度。而向所有老年人发放的国民年金,仅靠保险费收入无法承担支出额,自2009年起规定支出额的50%由税收筹措,却因财源未能落实而一直惴惴不安。日本政府为承担年金支出,自2009年起临时挪用的特别会计盈余(所谓埋藏金)去年底已告枯竭。
因此日本政府可选择的筹资方式,只有立即上调目前为5%的消费税率,或以日后提高税率偿还为条件发行国债。但由于在野党反对而无法付诸实施。这正是日本政府苦恼加深的原因。
最低保障年金对收入超过一定水平的老年人削减发放额(人均每月7万日元水平)或干脆不予发放,但与国民年金不同,其财源全部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长期看需要相当于“消费税7%税收”的财源。这是比现在全部消费税(税率5%)税收还要高得多的制度成本。这也是许多人批评其引入、认为受益范围和给付水平已超出日本政府承受能力的原因。
如果日本因少子化、老龄化而陷入如此大的困境,我们的未来又将如何?是否可以安心?
我们也应形成年金体系改革方案
拥有强大制造业竞争力、积累了庞大国内外资产的日本都难以跨越人口老龄化这一巨浪,我们是否做好了穿越这一浪潮的准备,令人怀疑。在人口急速老龄化使贫困老年人的养老收入安全网亟待确保的情况下,去年虽有国会层面的年金改革讨论,却未能得出有意义的解决方案。这正是亟须就如何构建养老收入保障问题形成社会共识,以应对摆在我们面前的超高龄社会这一前所未有的新世界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