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在开创宏观经济学的名著《通论》中写道:“在经济与政治哲学领域,25岁或30岁以后还会受到新理论影响的人并不多。”
欧洲左派主张“劳动福利、促进投资”
大萧条催生了研究失业问题的宏观经济学,但这也是一种预告:以充分就业为前提的新古典学派微观经济学占据主流的旧有潮流不会轻易改变。事实上,新古典学派宏观经济学此后主导了半个世纪,近年来甚至出现了宏观经济学微观化的趋势。这反证了思想一旦被染上就难以改变。
196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韩国尽管经济增长率很高,但在政治社会层面却是黯淡的时期。劳动条件恶劣,维新体制之后又出现了新军部。反抗这一体制的劳动争议与民主化斗争愈加激烈。当时在大学学习经济学的笔者认为,斗争固然重要,但首先必须了解。自然地,笔者对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兴趣超过了主流经济学新古典学派,并前往政治经济学发源地、福利先进国英国留学。此后还曾在德国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
1987年修改宪法之际,笔者与后来担任国会副议长的在野党资深国会议员一道,发起了将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根基——劳资共同决定制度和独立的中央银行制度写入修订宪法的运动。在听证会等激烈争论之后,劳资共同决定制度的引入落空,韩国银行未能成为宪法机关,但韩国银行法朝着强化独立性的方向进行了修订。
如今回顾,劳资共同决定制度以劳资之间理性、合理的妥协为前提,而在情绪先于理性、一味斗争而非妥协的韩国,这一制度是否能够成功,令人生疑。
此后韩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业化时代恶劣的劳动条件已大为改善,工资水平也显著提高。电子、汽车、船舶、钢铁等跻身世界一流,人均国民收入也超过2万美元。政治民主化也已实现,历经文人政府、国民政府、参与政府直至今日。国际地位亦有提升,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并产生了联合国秘书长,预计不久还将产生世界银行行长。
1997年外汇危机之后,韩国因增长率下降、非正规职和小规模自营业者增加导致两极分化加剧等,面临诸多问题。但与工业化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劳动环境改善和政治民主化,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国际潮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笔者曾无比羡慕、甚至为之留学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或社会市场经济制度,自1980年代以来,为应对财政赤字与国家负债激增、全球化带来的海外投资增加、增长率下降、老龄化加深、产业结构高级化等环境变化,正在摸索第三条道路。福利制度正从国家保障全体国民生活的普遍福利,转向强调个人劳动与责任的劳动福利;税制则朝着下调法人税等促进投资的方向转变。198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中低速增长导致失业者激增,劳动政策也转向认为即便是非正规职,有工作也比完全失业更重要。笔者的经济观自然也有了很大改变。
应对新潮流敞开耳朵,思考未来
然而在韩国,虽属部分,但仍有一些曾反抗1980年代工业化时代劳动环境与军人独裁的左派势力,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充耳不闻,继续重复二三十年前的主张,谋求掌握权力。如今连福利先进国、社会民主主义发源地欧洲的左派政党,也在思考本国未来并不断变化。希望韩国的左派也能对国内外变化与新潮流敞开耳朵,对祖国的未来进行真诚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