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2-28

对“最高法院裁定厂内外包属非法派遣”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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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大法院于23日就崔某一案作出判决:崔某虽受雇于现代汽车集团的厂内承包企业,但实际上在现代汽车工厂内直接接受现代汽车的劳务指挥从事工作,属于非法派遣劳动且已超过2年,故自满2年之时起,与发包方现代汽车之间即成立直接劳动关系。劳动界随即要求立即废除厂内承包并转为正规职。但政府与经营界主张,厂内承包工人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合法承揽而非非法派遣,因此并非工作超过2年就成为转为正规职的对象。以下整理两位专家对韩国大法院判决将对就业市场/惯例及相关法律/制度产生何种影响等问题的见解。

● 韩国劳动研究院研究委员殷秀美

长期以来的默许违法行为

必须守住守法经营、公正社会

2月23日,韩国大法院确定认定现代汽车集团构成非法派遣。这既不令人惊讶,也不突然。早在2004年,劳动部就认定现代汽车集团利用厂内承包属于非法派遣。对起亚汽车、Donghee Auto、现代Hysco、GM大宇、现代重工业等也作出了同样判断,但厂内承包不仅在制造业,还蔓延到服务业乃至公营企业。关乎生命的医院也不例外,某医院的厂内承包人员达到正规职的67%,超过一半;某公营企业的厂内承包相对于正规职比例高达700%。法院自2008年起对类似案件也判定为非法派遣,但几乎没有改变,以致2010年11月现代汽车集团厂内承包工人1940人、2011年7月起亚汽车厂内承包工人574人提起集体诉讼。因此,若推翻判决反倒才奇怪,若对判决感到惊讶,那反倒是过度反应。

法院的判决意味着要求守法经营。使用者是驱使和使用劳动者的人(者)。之所以允许驱使和使用并非牛马的人,是因为使用者要承担宪法和劳动法规定的责任。然而,就像过去地主出租土地时在中间安插管家来推进事务一样,在中间插入承包企业来驱使劳动者的厂内承包,使得使用者不承担宪法和劳动法上的责任。因此,大多数国家都设定非法派遣与合法承包的判断标准,对厂内承包加以规制。

原因在于消除尽情驱使之后“在生日那天把它宰了吃”这种不合情理的做法,并区分地主的管家式做法与发包方对厂内承包的利用,以在现代市场中展开公平竞争。这也是现代国家的条件。因此,此次韩国大法院判决是要求遵守劳动基本法的守法经营、保障宪法上人权的公正社会。按照现行派遣法第5条第2款,如属临时性业务,现在在制造业也可以使用派遣劳动。法律既已如此保障雇佣弹性,却长期实施违法行为,若判决偏向企业,那就等于要回到地主—管家—佃农的朝鲜时代。

此外,法院的判决也符合本届政府成立时承诺的人均国民收入4万美元目标。过去5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为2万美元,同期劳动者月平均工资约为200万韩元。若为4万美元,粗略计算劳动者月平均工资也应达到400万韩元。但若以正规职一半的价格使用厂内承包或非正规职,4万美元便不可能实现。若不大幅改善月平均工资400万韩元以上劳动者仅占整体一成左右的现状,韩国只能停留在2万美元。劳动者和国民没有生日,某个企业却因为第一而把蜡烛点得通亮,又有什么用呢。

过去10年企业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6.5%,而家庭收入增长率仅为2.3%,要改变内需萎缩与两极化难以收拾的现实,就应以法院判决为契机汇聚智慧。不要以成本、弹性为由,或以迁移生产基地的主张来浪费时间。表明守法经营并向国民和社会寻求支持,才是应有的顺序。

● 高丽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朴址淳

厂内承包合法范围模糊

确保人力弹性迫在眉睫

韩国大法院的厂内承包判决向我们社会抛出了重要议题。仅此一项判决就给厂内承包工人带来转为正规职的巨大希望,而对企业而言,则背上了为维持竞争力该如何确保人力弹性的重大烦恼。不过,在此之前有必要冷静评估此次韩国大法院判决。部分媒体对此报道得仿佛制造业厂内承包整体都属于非法派遣,但这难以认同。

因为韩国大法院的意思是,若为本案所认定的事实关系,则视为派遣而非承揽,并非意在认定制造业的厂内承包全部为派遣。法院在本案中想表达的是,当承包工人与发包方工人混合配置、从事相同业务并接受发包公司相同指示时,应视为劳动者派遣。此外一并提及的要素,似乎是作为确认上述事实的辅助指标来判断的。但韩国大法院的判决也有令人遗憾之处。由于未提出关于厂内承包合法范围的判断标准,致使正常的厂内承包也被视为违法,结果劳动者滥诉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有必要划出能更明确区分派遣与合法厂内承包界限的界线。

制造业的厂内承包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持续数十年的结构性惯例,就此而言,此次判决无论法院意图如何,都就包括派遣制度在内的劳动市场弹性化抛出了严峻课题。考虑到经济环境可变性加深、景气变动不确定性增加的现实,也不能不想到,企业在人力运营弹性上相当程度只能依赖厂内承包或派遣之类的制度这一结构。把企业的人力运营逼入死路并非明智之举。实际上,据悉德国的汽车公司通常也在生产线上投入10~20%的派遣劳动者。考虑到我国既要消除非正规、厂内承包工人不合理的劳动条件歧视与差距,又要通过维持企业竞争力来激发整体经济活力的现实,必须尽快研究能兼顾二者的方案。基于这一理由,现行派遣法有必要进行更具弹性的修订。特别是对制造业直接生产工序的派遣禁止,如今已是应当解禁的课题;为改善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和稳定就业,也有必要研究促进常用型派遣利用的方案。此外,即便派遣制度扩大,与厂内承包的关系仍将持续成为问题,因此也应思考究竟要把问题交给法院到什么时候。若像现行这样仅设抽象标准、由法院逐案判断,虽有可弹性适用的优点,但一个案件会导致隶属特定合作企业的全体劳动者变更所属、更换使用者,企业成本将剧增。因此,为企业经营的稳定性与劳动合同关系的明确性,有必要将法院应依据的标准进一步具体化,然后写入法律。韩国雇佣劳动部此前已两次制定关于派遣与承揽区分的指南,因此也可考虑经细致讨论后将该指南上升为法规命令的方案。当前需要的,是在同时考虑厂内承包工人就业稳定方案的同时,协调化解派遣与厂内承包关系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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