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市场对新政府的期待很大。”“最好不要抱太大期待。政府不会贸然推出市场刺激对策。”“可是市场上也到了需要某些(刺激)对策的时候了。”“政治上负担很重。交易活跃固然必要,但没有哪个政治人物会乐见房价上涨。”
这是记者2008年负责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报道时,与当时一位交接委专门委员在私下场合的对话。当时那位专门委员透露,李明博政府房地产政策的重心并不在“市场活跃”,而在“稳定”。
新政府成立仅两个多月后的当年4月23日,未售房消化对策出台时,记者还认为“你好像错了”。此后,把临时二套房持有者转让税免税期限延长至2年、并包含取得税与登记税减免的6·11对策,以及扩大地方二套房持有者转让税重课免除对象的8·21对策相继出台,在那时为止,这一想法都没有改变。
但如今,MB政府任期已不足一年,记者切身感受到那位专门委员的话是对的。
回顾过去四年。参与政府时期设下的房地产市场政策性管制,凡是像样的几乎都已解除。去年年底,看似绝不会松动的江南三区管制之门也打开了——把江南三区从禁止转卖和禁止重复中签的投机过热地区名单中解除。在国会沉睡多年的销售价格上限制,也通过去年的12·7对策事实上被弱化。
管制之门虽开,萧条之谷更深
然而市场却毫无动静。交易反而冻得更紧,房价跌势看不到尽头。据国土海洋部数据,在政府12·7对策之后的今年1月,公寓交易比外汇危机刚过的2009年初更为萎缩。以至于政府甚至提出要让首都圈公寓交易增加15%的政策目标。萧条之谷之深,已让政府政策的重心不知不觉从“市场稳定”转向“交易活跃”。
该放的都放了,市场为何仍在谷底徘徊?因为经济萧条、家庭负债激增、购房意愿下降等多种因素复合作用。但也难以否认,被复杂的政治工程学利害关系所束缚而错失时机,同样是重要原因。
过去四年政府推出的众多对策,字里行间无一例外地流露出“犹豫”。放是放了,但每次都远远不及市场要求,不够痛快。每次制定对策的过程中,对房价可能上涨的担忧都成了绊脚石。背后潜藏着一种忧虑:万一解除管制后房价飞涨就麻烦了。于是虽放松管制却消极被动,结果错过“时机”,而且错过了很久。这是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房价一涨就会丢票的政治算计介入政策决定的结果。
近来,被视为最后禁区的江南地区总负债偿还比率(DTI)解除之议,在政府内外都有推进的气氛。原因是解除DTI引发房价上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交易萧条也再难放任。最近见到的一位大型建筑公司社长甚至表示:“现在该担心的不是价格上涨,而是会不会跌得更多。”
莫因政界利害而错失时机
然而DTI解除似乎也再次被卷入政治逻辑,出现错失时机的迹象。“若解除江南地区DTI,恐被烙上‘富人政党’的印记,对选举没有帮助”,这是执政党内部流出的反对理由。
既然政界已介入DTI解除这一议题,围绕做与不做的争论必然会大增。民间销售价格上限制废除法案在国会沉睡两年多,不是有目共睹吗?
更何况大选(国会议员总选举)就在眼前。总选举结束后,还有总统大选这一更大的政治事件在等着。担心的是,政策决定连DTI是否解除都会因选举前政界的利害纠葛而错失时机。“我们不求你们帮忙,只求别多加干涉”——这大概就是当下房地产市场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