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将现代汽车集团一名厂内承包工人转为正规职的23日韩国大法院判决,如预料般在劳动市场和经营环境中引发巨大波澜。不仅是纠正非正规职歧视,进而要求转为正规职的劳动界呼声,与国会选举、总统选举相叠加,变得前所未有地高涨。在政界不分执政党与在野党都将缩减非正规职列为竞选承诺的火热气氛中,此次判决可谓浇上了汽油。企业不仅面临重新确立劳动合同和作业现场指挥、监督体系的处境,还担忧用工成本增加,进入高度紧张状态。
此次判决的意义在于,明确界定了派遣与承包(厂内承包)之间模糊的界限,遏制了已成惯例的非法派遣,并为这些工人转为正规职开辟了通道。但这并非要求将所有厂内承包工人都转为正规职的判决,仅限于厂内承包工人与正规职在同一生产线工作、并接受发包企业指挥和监督的情形。当然,也须工作2年以上才能像派遣工人那样转为正规职。
以此次判决为契机,政府应当审视是否有制度改进措施,例如明确区分厂内承包与派遣劳动,以免法律纠纷的隐患再次发生。也应倾听经营界要求进一步扩大派遣劳动者适用范围的呼声。派遣劳动者保护法仅限于需要专业知识、技术和经验等的32个行业、191个职种。由于制造业被排除在外,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生产现场以非法派遣形式利用厂内承包的副作用。有必要认真研究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制造业领域不设派遣限制的用意和背景。
非正规职问题是社会不平等和两极化现象的主要原因,从构建社会安全网的角度看已不能再拖延。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忽视企业条件和劳动市场的现实。无论是派遣还是厂内承包,非正规职大量产生的背景中,除了高昂的解雇成本之外,还存在解雇本身就很困难的劳动市场僵化,这一点不言而喻。
堵住出口,入口就无法扩大。若正规职不让出既得利益,不仅非正规职问题,青年失业问题也无法解决。企业也应摆脱像过去那样依赖廉价劳动力来提升竞争力的思路,从社会融合与共生的角度共同承担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