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汉淮南王刘安编纂的《淮南子》一书中有言:“有瑕疵的玉珠若原样保留尚可完好,若为去除玉上瑕疵而以拙劣手艺动手,反而会将其损坏,使之毫无价值。”
近来与大企业相关人士会面时,常听到令人联想到此言的担忧。其中还有强烈的主张认为,大选前政界抛出的大企业相关政策,将导致韩国经济被毁坏的结果。
事实上,近来政界正竞相抛出针对大企业的管制措施。恢复出资总额限制制度、循环持股管制、财阀税等,种类五花八门。
大企业或许颇为不满,但大企业也有责任。此前大企业创造的岗位和分享实践,并未达到社会满意的程度。此外,近来三星集团与LG集团承诺根除串通行为,并为与中小企业共存寻找多种方案,大企业所有者也纷纷拿出私产致力于贡献社会公益,但我们社会尚不够宽容,还不足以将这一程度视为“贵族义务”的实践。
动机不纯的“打击大企业”
事实上,选举前政界打击大企业,是二者之间的长期恶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一旦觉得对选举不利,执政党与在野党皆不例外,都会把社会的种种弊病归咎于大企业,以此拉票。而选举一结束,政界便反复变脸,声称如今才知道大企业是最大的爱国者,或说大企业活了国家才能活。
然而政界打击大企业是不当的。因为政界的动机不仅不纯,其后果之可怕更堪称灾难级别。
首先,政界意图通过打击大企业来获取选民支持,动机本身就不纯。政界以两极分化加剧作为打击大企业的名义,但这是逻辑上的跳跃。我们社会的两极分化之所以如此严重,政府的政策失败、政界的无能也起了一部分作用。
政界是否有资格打击大企业,本身也值得怀疑。新国家党因钱信封事件而暴露出是腐败温床,民主统合党也在大选前由名流们大摆空降提名的宴席。看不见自己眼中梁木却只责怪他人的新国家党,以及明明从事旧态政治却假装清白、傲慢自负的民主党,在国民眼中都是可悲的存在。
更大的问题是打击大企业将给我国经济带来的致命危害。恢复出资总额限制制度、循环持股管制、财阀税等政界打击大企业的主张,会大大削弱以全球市场为舞台的我国企业的活力,而这又可能对经济构成巨大负担。进而,企业活动萎缩导致的景气低迷,最终还可能进一步扩大两极分化。
事实上,每逢选举便打击大企业以图政治利益,希腊等南欧国家、阿根廷等南美国家,以及在1950至1960年代曾援助韩国的菲律宾等,过去也与我们一样。但这些曾一度富裕到令世界羡慕的国家,长期以来每逢选举便滥发讨好性政策,结果如今国库枯竭、企业活动萎缩,已沦为落后国家或经济崩溃。
瞄准选票的讨好政策是时代错误
如此,历史已明确显示,政界打击大企业只会造成国家与经济受损的结果。
就此而言,政界打击大企业是时代错误的。对讨好性政策会带来何种结果有着痛切经验的海外国家,已转向为国家利益下调法人税等、提振大企业士气的方向。更何况我国国民如今已对政界的讨好政策厌烦至极。在经济极为艰难的当下,打击大企业绝非良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