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山、巨济、浦项,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不足2.4万美元的韩国,却呈现发达国家消费水平的城市。大型制造企业雇用的数十万名员工与外包企业聚集于此,大企业等创造的收益流向承包企业、流入员工家庭,成为当地的收入与消费力。该地区的银行、餐饮等服务企业也通过与大企业的直接、间接交易分享收益。这正是制造业、尤其是制造业大企业重要性被强调的原因。
临近选举,执政党与在野党政界正热衷于打压大企业。曾一度以公正社会为旗号、喊出财阀监管的政府,在政党出面后转向为企业辩护,在公正社会与“亲企业”之间摇摆不定。
别再威胁中小企业与平民商圈
大企业也涌入小巷商圈和中小企业激烈竞争的内需行业,为政界“打压大企业”提供了借口。30大企业集团的下属公司从2006年的731家增至去年的1150家,增加了419家,但据称大多是尖端领域的制造与研发公司。然而,在年营业额达数万亿至数百万亿韩元的同时,却涌入米肠、清麴酱、湿巾业务,或由二代、三代所有者凭借特殊关系经营面包、咖啡等轻松赚钱的“吃、穿、玩”生意,威胁小商户与小制造企业的生计,这确实过分了。三星集团决定撤出引发争议的面包业务后,拥有类似下属公司的LG和现代汽车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
材料采购代理、产品销售代理等纯服务业务,大多也由亲属等特殊关系人把持,成为母公司输送业务量等不公平交易的温床。大企业几乎都拥有一家以上广告代理公司,或经营消费性物资采购代理业(MRO),便是典型例子。去年底政府批评大企业的MRO是“地下经济”后,部分大企业撤出了该业务,但仍在经营的情况居多。大企业无一例外地将建筑公司纳入下属公司,从大框架看也属同一脉络。
制造业因自动化技术发展等,无就业增长已成大势。若减少雇用仍能增加利润,员工享受高额年薪盛宴自属当然。但在劳动环境恶劣的中小企业界或失业者眼中,这只能被视为“他们自己的盛宴”。
政府以促进大企业投资为名,取消了中小企业专属行业制度与出资总额限制制度。又称在创造就业上服务业比制造业更有效,为其进入服务业大开通路。就此而言,大企业接连侵占小巷商圈,也有政策失败的责任。
执政党与在野党近来表示要监管大企业的贪欲,谈及恢复、完善出资总额限制。但该制度在废止之前就因例外条款繁多而实效不足。因此,动辄言及恢复,是典型的选举式民粹主义。与其如此,激活舆论监督的方案更为有效。
政府应致力培育高薪中小企业
政府应从政策上支持占国内企业数量99%、就业88%的中小企业,并防止其固化为依赖外籍劳工低薪的体质。只有出现大量能与大企业进行薪酬竞争的中小企业,才能有助于缓解青年失业。以损伤年轻人自尊的打工级别工资,中小企业也没有未来。
发达国家经济体质的弱化,根本上源于制造业的衰退。以金融等服务产业加以弥补的战略,已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显露局限。大企业应发挥废除出资总额限制的本意,用积累的资金全力投资于强化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并自我约束进入与平民商圈冲突的服务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