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99%"
这是直截了当地展现当前资本主义所处危机根源的口号。
全球范围内对以人为本的新资本主义的要求日益高涨,原因在于有观点指出,在此前以增长为主的资本主义体制下,以部分大企业和富裕阶层为中心的赢者独占格局正在固化。被排除在增长果实之外的平民阶层的强烈反弹,自然而然地引向对新资本主义范式的探索。
专家们将"持续增长"和"公平分配"列为人性化资本主义的两大关键词。增长与分配必须像平衡的两个轮子一样正常转动,资本主义才能健康存续。诚信女子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姜锡勋解释说:"新的资本主义范式看来将以某种形式在使持续增长成为可能的同时,伴随公平分配的方式演进。"
也就是说,需要一种既不损害持续增长、又能让增长果实均匀传递到社会各阶层的温暖资本主义。为此,最紧迫的是化解社会两极分化。有观点指出,需要培育中产阶层以奠定社会融合基础,并推动强化大企业社会角色的制度变革。此外,为实现收入均衡分配和活跃捐赠而进行的税制改革,也被分析为有助于新资本主义范式的确立。
◇化解两极分化的中产阶层培育方案紧迫=两极分化是一切社会矛盾的元凶。对既有资本主义的反弹,根本原因也在于收入两极分化迅速加剧。因此,培育中产阶层、支援贫困阶层以缓解社会两极分化,是新资本主义体制得以落地的核心课题。
就韩国而言,自1990年代末外汇危机以来,中产阶层减少,贫困阶层快速增加。月收入160万~480万韩元水平的中产阶层比率从2000年的71.7%降至2010年的67.5%。相反,同期月收入约不足160万韩元的贫困阶层比率从9.2%激增至12.5%。收入不平等程度也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其他成员国更为严重。根据韩国企划财政部最近发布的《2011年国家竞争力报告》,以2008年为准,显示韩国收入分配不均程度的基尼系数为0.315。基尼系数以0到1之间的数字表示,数值越低意味着收入分配越平等。韩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与OECD平均值(0.314)相近,但在受调查的34个国家中排第20位,属中下水平。
有观点指出,为化解两极分化加剧带来的社会矛盾,需要在国家战略层面进行制度变革。特别是防止劳动阶层贫困化、改善制度使劳动者受到优待,从而同时实现缓解两极分化与经济增长的方案正作为替代方案浮现。对年收入1700万韩元以下的劳动者每年最多提供120万韩元支援的劳动奖励税制的扩大,也被视为有效的替代方案。此外,改善福利体系的传递机制以减少福利盲区的方案,预计也将有助于化解两极分化。
◇探索强化大企业社会角色的方案=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和自动化加速,"大企业成长就会带来创造就业和财富分配的涓滴效应"这一新自由主义信念也正逐渐失去立足之地。要求通过制度支撑强化大企业社会角色的声音日益高涨,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姜教授表示:"作为民间资本的大企业基本上只投资私人资本,并无义务投资社会资本,但在新的资本主义范式下,看来需要探索引导大企业进行社会投资的方案。"代表性方法是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共同成长政策。
不过,比起大企业施惠式的一次性支援,更需要能实质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的方案,如确保中小企业销路、研发(R&D)支援、提高生产率等。同时,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共享技术开发或成本削减成果的成果共享制,也被提及为有效的共同成长方案。
◇收入分配、鼓励捐赠的税制改革也是替代方案=亿万富翁、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长沃伦·巴菲特去年通过媒体撰文主张:"我适用的税率比我的秘书还低。必须修正让富人受益的体制。"巴菲特与其秘书税率倒挂,是因为美国税制对股票投资收益等资本所得适用的税率低于劳动所得。此后,围绕引入所谓"巴菲特税"的争论在全球升温。具体而言,有观点指出应通过最大限度减少经济扭曲现象的税制改革来实现收入的均衡分配。
此外,通过税制改革等鼓励富裕阶层和企业捐赠,也是人性化资本主义落地的必要因素。
"贵族义务"的全球象征、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去年在美国西雅图会见李明博总统时表示:"在韩国、中国等亚洲国家,财富积累是比较晚近的事,因此一直倾向于认为把钱积累起来再投资才是最好的","但如今正形成一种新文化,即真正的再投资是对社会的贡献"。
正如盖茨所指出的,韩国的捐赠文化与发达国家相比仍较薄弱,需要为活跃捐赠提供制度支撑。尤其是企业捐赠比重仍高于个人,这被列为有待改善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