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正在推进将休息日劳动时间纳入延长劳动时间(《劳动基准法》规定上限为每周12小时)并缩减可豁免适用延长劳动规制的劳动时间特例行业的方案。对此,认为可以改善长时间劳动惯例、通过增加雇佣实现分享岗位效果的肯定论,与担忧劳动市场将更加僵化、既有劳动者收入下降从而极可能引发劳资对立的忧虑交织在一起。以下听取赞成与反对两方立场。
● 裴圭植 韩国劳动研究院劳资·社会政策研究本部长
缩短劳动时间是不可再推迟的课题
有望带来生产率提升与追加雇佣效果
进入新年,政府正在收紧缩短劳动时间的缰绳。我国一年的劳动时间比我们所加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年均劳动时间长444小时(以2010年为准)。相当于韩国人一年比OECD国家平均多工作11.1周,即约2.6个月。
我国仍维持着工业化时代以数量投入为主的劳动时间惯例和法制。我们的长时间劳动体制未能充分反映国际分工环境的深化、低出生率与老龄化、高学历化与女性经济活动增加、青年失业、工作与家庭并重的要求等经济社会环境和劳动市场的变化。我们应当以智力型、集中式、提高附加价值的方式来组织劳动时间,而不是靠长时间劳动。从这一点看,缩短劳动时间已是不可再推迟的课题。
今年以来政府新采取的政策是将休息日劳动时间计入延长劳动时间,以及缩减劳动时间特例行业。此前休息日劳动时间被排除在延长劳动时间之外,企业可以让员工在平日加班12小时、周六周日16小时,合计多工作28小时。不仅中小企业,大企业也以这种方式维持了长时间劳动。
就劳动法对劳动时间的规制而言,没有国家作出这样的解释。政府虽然为时已晚,但按照《劳动基准法》的本来宗旨修改政策是值得欣慰的。经营界虽有反对,但通过劳动部行政解释所享受的超长时间劳动的好处不应继续下去。即便立即施行新政策,大企业也完全能够承受。但对中小企业,有必要给予一定的准备和履行期限。
若新政策实施后休息日劳动时间减少,企业可以提高平日工作的集中度以提升生产率,且无需支付休息日劳动50%的加成工资,因而可以消化缩短劳动时间和追加雇佣所带来的相当一部分成本。
劳动时间特例制度因豁免延长劳动规制,使延长劳动、休息日劳动可以无限延长,等于完全不考虑劳动者的健康与休息。该制度制定于20世纪60年代初,尽管经历了工业化、产业高度化等结构变化,却一直沿用至今,已经过时。
政府计划将劳动时间特例行业中相当一部分排除在特例行业之外,使其适用每周平均12小时的延长劳动规定。时隔50年才触动劳动时间特例行业政策,遗憾的是政府未能更大胆地整顿特例行业,仍将通信、医院等留在特例行业之内。对这些保留下来的特例行业,应新设每日11小时最低连续休息时间保障、每月最高延长劳动时间规制等,设置防止现场滥用延长劳动时间的机制。
政府近期推出的两项劳动时间政策变化,可以通过缩短劳动时间、在中型和大企业中增加雇佣,带来社会层面的分享岗位、职场创新、劳动生活质量提升等积极成果。此前不具备高效、有计划利用劳动时间的能力或诀窍,而相对轻松地依赖长时间劳动的经营界,将可以借一定的试验期,把这作为积累劳动时间新战略与诀窍的契机。
今后,只有当能够在企业需要、劳动者需要与生涯周期、社会需要之间折中调整劳动时间的长度和时段时,才能构建发达国家型的劳动时间体制。
● 李浩成 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常务
难以应对景气与需求变动
劳动者收入减少将引发劳资对立
近期韩国雇佣劳动部公布的将休息日劳动计入延长劳动上限的争议正成为产业现场的主要议题。自《劳动基准法》制定以来,“休息日劳动不计入延长劳动”的行政方针60多年来一贯维持,因此春节伊始韩国雇佣劳动部的发布令人相当困惑。
对于需要改善长时间劳动,经营界也有同感。尽管我们是通过长时间劳动来克服不及发达国家一半的低生产率,且长时间劳动是劳资双方利益契合的结果,但这并不否定为劳动市场质的发展而缩短劳动时间的必要性。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政府此次限制劳动时间的方针是否有以火救火(以火救火,即本意是消除弊害却反而助长弊害或产生反效果)之嫌,强行推行并不恰当的手段。
第一,有损害政府政策可信度之忧。对于数十年来依照政府方针运行体系的企业,一夜之间要求“将推翻这一内容,立刻缩短劳动时间”,即便承认其正当性,也难以爽快接受。
第二,极可能使劳动市场更加僵化,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在我国劳动市场,企业应对景气与需求变动的手段极为有限。延长劳动几乎是唯一可确保弹性的手段。然而政府却要事实上禁止这一最起码的弹性手段。如此下去,由于企业竞争力恶化,不仅劳动时间被缩短,劳动者可工作的机会也可能消失。而且这不仅使企业人力成本增加,还必然引发设备、工作制度变更以及人事管理体系变化等巨大负担。
第三,中小企业问题更为严重。在长时间劳动问题本已十分严峻的情况下,若通过激进的制度变化人为降低法定劳动时间上限,中小企业将无法承受。政府或许认为只要不对中小企业进行稽查即可,但以人为的制度变更把中小企业人变成违法者,仅靠不稽查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第四,在创造岗位方面,政府限制休息日加班是否具有实效性也令人怀疑。缩短劳动时间后若要创造出新增岗位,既有劳动者的收入减少不可避免。这并非削减工资,只是因为不在休息日工作而拿不到原来的津贴。但考虑到劳动界仍坚持要求在收入不减少的前提下缩短劳动时间,现实中很难期待政府政策的岗位创造效果。更何况若因作业时间缩短而难以保证产量,将导致企业收益性下降、竞争力恶化,最终连现有岗位也有减少之忧。此外,若连确保盈利性的最低弹性都不被允许,面临全球竞争的企业选择外包生产、将生产基地转移海外的诱因就会增大,从而可能对国内就业产生不良影响。
最后,政府此次方针在劳资关系方面也不可取。政府推进的限制休息日加班措施,很可能成为围绕产量补足、工资补偿等问题的劳资对立的开端。因此,政府不应通过规制来缩短劳动时间,而应顺应产业现场的要求,从着眼于劳动时间整体弹性化的修法工作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