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从事大规模企业集团研究的笔者,一直遗憾地认为,管制的出台总是由政治逻辑而非经济逻辑决定。当前有关大企业政策的讨论,看上去与卢武铉政权执政初期相似。当时也有经济力量集中加剧、章鱼式多元化、集中的所有权结构等批评,政治争论先于经济学的事实检验过程。当时政府以"市场改革三年计划"之名实施了强力管制,但当大规模企业集团旗下公司更优越的经营业绩得到验证后,对管制的批评随之高涨。
回顾出资总额限制制度等为何被废除
此外,出资总额限制因"一律适用"这一管制局限而引发了各种问题,因此在被废除之前就已附带了一连串例外条款。结果,卢武铉政府大幅放宽了出资总额限制管制,李明博政府将其废除。
尽管经历了多事的过程,如今大规模企业集团的业务多元化、旗下公司出资、所有权结构依然是政治争论的对象。这种反复的攻防,也是因为未能考虑经济事实。虽然批评企业集团的多元化,但如今的多元化与高速增长期的多元化性质不同。上世纪1980至1990年代企业集团的多元化是向新领域拓展的多元化,那是只有在外汇危机之前的高速增长期才可能实现的事。
在产业结构高端化、要求高度技术积累的当今时代,进入陌生领域不仅关系到项目失败,还直接关系到企业集团的存亡,因此轻率的多元化难以推进。更何况外汇危机之后资本市场影响力提高,一旦多元化造成的投资损失显著,经营权就可能受到威胁。因此近来企业集团的多元化以在集团专业化领域内的多元化为主流。旗下公司数量增加,也是因为与专业领域相关的企业增多而出现的现象。
对于企业集团不通过事业部而通过出资设立旗下公司来经营业务的组织结构,也存在争论。在批评出资低效的同时,一部分人主张应严格实行双重征税。
但应思考的是,与英美国家不同,韩国和欧洲的企业集团为何以旗下公司形态而非事业部形态维持组织结构。在雇佣管制较强的国家,难以按事业部业绩差别支付员工工资,撤销事业部和解雇员工也很困难。英美国家雇佣管制较弱,解雇通知自由,因此以事业部为中心运营组织。然而在劳动者权利较强的国家,则为经营业务另设法人,按该法人的成败决定工资支付和解雇。
应以公司法、竞争法判定违法性
与英美国家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组织运营上,也体现在所有权结构方面。实证研究表明,劳动管制越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倾向越强的国家,该国企业的所有权结构越集中。
正因存在如此多样的经济、制度背景,与企业集团相关的问题,最有效的方式是依据公司法和竞争法严密判定违法性。但这种解决方式需要持续性与耐心,因而难以成为政治关注的对象。政界更有兴趣滥发能够博取好评的政策。然而由此变得脆弱的竞争力,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得到补偿。
对亲眼见过出资总额限制制度出台与废除的笔者而言,针对大企业集团的政策与其说富有戏剧性,不如说像令人眩晕的过山车。近来再次感到眩晕,看来政治的季节确实又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