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若想打造与社会共生共存的好企业,就需要改变经营体质,使之能够落到实处。因为无论大股东或经营者如何鼓励高管与员工开发社会贡献度高的产品和服务,如果公司内部没有能够使之变为现实的激励机制,也可能只是空喊口号。
从这一点看,韩亚银行独特的营业绩效评价准则值得参考。该行推行一项人事考核制度:高管与员工发掘优质中小企业并提供贷款时,在营业业绩评价中给予加分。同时还采取一项原则,即优质中小企业日后出现逾期或未能按时偿还本息,也不对负责该笔贷款的高管与员工作出人事上的不利处理。
这与仅以贷款金额绝对规模为标准进行业绩评价的其他银行形成差别。韩亚银行之所以引入这种制度,是因为若仅以贷款金额评定营业成绩,高管与员工会相对回避中小企业,只热衷于维护大企业这类“大户”。某大型商业银行高管解释称:“坦率地说,站在支行长或贷款经办人员的立场,抓住大企业客户比做多笔零散的中小企业贷款更省事,因贷款不良而受惩戒的风险更小,金额业绩也更大。”因此他表示:“如果银行在营业业绩评价时不对中小企业贷款给予加分,那么无论经营层如何鼓励,营业人员都很难积极开展中小企业贷款。”
但在当前的风气下,银行经营层要像韩亚银行那样制定良善的营业准则与人事标准并不容易。金融监管当局也不断要求银行超大型化(巨型银行),要求确保规模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营业投入而言对资产增长贡献较慢、不良化风险较高的中小企业贷款或平民贷款,银行经营层没有理由去增加。成为良善资本的另一种补充手段,是建立对经营的内部制动装置。全球零售企业沃尔玛过去让环境公民团体参与经营、赋予其对决策的“否决权”,这一案例值得借鉴。当渔船使用流刺网无节制捕捞金枪鱼等过程中导致海豚被屠杀、海洋资源枯竭的社会批评沸腾时,沃尔玛让鱼类资源保护团体海洋管理委员会(MSC)参与其水产食品业务的决策过程。也就是说,如果自家流通的产品不符合海洋保护这一公益标准,就赋予MSC等阻止的权限。
沃尔玛的案例在全球都非常罕见,在韩国更是如此。虽然偶尔有部分企业让消费者参与产品开发过程,但这主要只是就产品的功能便利性、设计方面提出意见。企业把能够阻止反社会经营的经营判断权限交给市民社会,或在内部经营评价指标中加入社会贡献指标,听起来或许像是一场冒险。但正如曾经陌生的外部董事制度不知不觉已成为熟悉的经营体制,预计在不远的将来,这种良善的经营体质变化将发挥改变韩国经济范式的作用。






